“比兴”是儒家解《诗》时提出的概念，而汉人推崇“美刺”说。郑玄将“比兴”与“美刺”合二为一，他为《周礼》“六诗”做注时认为“比”委婉斥恶，“兴”歌功颂德，把“比兴”当作表达“美刺”的工具，以“比兴”方法阐释“美刺”诗旨，发挥诗的教化功能，劝喻执政者，以达到讽谏的目的。
郑玄以“比兴”“美刺”说诗，使人们注意到“比兴”是诗歌最为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他的“比兴”“美刺”观给后世文艺理论家颇多启发，使后人在郑玄及其前代学说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内涵丰富、生动的“比兴”理论。
一、郑玄“比兴”“美刺”观的渊源
（一）诗经与先秦的影响
“比兴”与“美刺”是古人解《诗》的两个诗学观念。“比兴”多有歧义，在不同的时代所承载的意义有所不同。至汉代经学大盛，经学家赋予“比兴”强烈的政治意义。“美刺”强调诗歌的教化功用，即美颂与讥刺。
郑玄在阐释《诗经》时，将“美刺”与“比兴”紧密结合，以“比兴”手法实现“美刺”目的，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达到讽喻朝政、教化讽谏的诗教目的。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诚然，郑玄将“比兴”“美刺”结合起来解《诗》，非他独创，但他广泛吸纳前人“比兴”“美刺”的精华，融合时代观念及个人学术见解，建构起相对完整的“比兴”“美刺”观，对《诗经》学和诗歌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诗经》学的初创期，“比兴”“美刺”成为诸子说《诗》的基本原则。圣贤们以“比兴”说《诗》，或用于修身养德，或用于传播礼乐，其中也蕴含着“美刺”之意。诸子“称诗以喻其志”是对先秦时期经世致用的用《诗》现象的全面总结。诸子“比兴”“美刺”说《诗》的实用《诗》学观，对后来郑玄“比兴”“美刺”观的产生影响深远。
另一方面，先秦时“比兴”只是用《诗》方法，这种用《诗》方法可用于“事父”、“事君”，也可用于传播礼乐文明、宣扬政治教化。而这时“美刺”理论始见萌芽，不成体系。正因“比兴”与礼乐教化关系密切，才有了郑玄《周礼注》“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的提法。
（二）汉代“比兴”“美刺”观
汉代研究“比兴”“美刺”的多为经学家，经学追求经世致用，经学家通《经》也为致用。故他们把“比兴”手法同《诗经》政治教化作用相联系，强调诗歌的美刺功能。这对郑玄的“比兴”“美刺”观有直接影响。《诗经》的采集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补察王政、揭露时弊，诗中多颂美讽谏内容，这给了郑玄“依经取义”的立场。
郑玄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及毛公的观点，以“兴者，喻”解《诗》，并扩充了“兴”的内涵；继承郑众对“比兴”的区别的观点并加以补充；借鉴王逸以美类比善、丑类喻恶的观点；吸纳诸子及“四家诗”“美刺”说诗的相关理论。在前人观念的基础上，才建构出了其“比兴”“美刺”观。
二、郑玄《诗经》学“比兴”“美刺”观的形成原因
（一）社会环境的影响
郑玄生于治道衰败、朝纲日陵的东汉社会，身为经学家，他不得不在保全自身的前提下承担起讽喻朝政、“美刺”教化的使命。现实环境奠定了郑玄“比兴”“美刺”观形成的基础。东汉多任皇帝年幼即位，难以掌权，造成了“主少母壮”的现象，东汉之乱的根源也正在于此。天子幼弱，太后干政，于是排斥大臣，起用自己的兄弟。
太后主政于宫内，外戚专权于朝堂，结党营私，打击贤良。《后汉书》深刻地揭示了外戚擅权的现象，并对其“湮灭连踵，倾辀继路”的亡国后果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这样的社会，与郑玄憧憬的礼乐文明时代相去甚远。这使得郑玄产生了讽喻朝政、“美刺”教化的使命。
（二）经学要求
汉武帝即位以后，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以阐释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经学成为官方学术。就儒学本身而言，“逐渐演变为一种政治的传声筒”。在这样一种经术化的主流话语左右下，《诗》开始了它由文学文本向经学文本全面转化的过程。
汉代经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今古文之争。所谓今古文之争，就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直到郑玄进入太学，今古文经学派不见硝烟的较量还在继续。东汉的时代环境让经学家郑玄不得不以《诗》为谏书，委婉谲谏以保全自身。
同时，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的特点使郑玄可以通过解经干预现实政治，古文经学朴实严谨、注重阐释名物制度的特点使他可以在讽谏政治的同时兼顾学术的传播。因而郑玄没有加入狭隘的学派争斗，而是不断向今古文经的老师拜师学艺，冷静理性地分析两派之长短优劣，融汇众家，集古今之大成。
（三）个人经历的影响
郑玄转益多师，兼习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党锢之祸后，他笺注《毛诗》，坚持“宗毛为主”的同时兼采“三家”。其以“比兴”方法委言“美刺”与他的求学经历有莫大干系。
一方面，郑玄自幼清净沉稳，一心向学，并熟读儒家经典，这为他日后闭门注经奠定了基础。为乡吏期间尽心职守，体恤孤苦，其忧政忧民的情怀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郑玄跟随今文经学家第五元先学习了今文经学，又从张恭祖兼修今古文经，并学习了今文《韩诗》，他后来注《毛诗》征引三家与《韩诗》的学习不无关系。郑玄最终成为汇通今古文的经学大家，更是受了两位老师今、古文经学传授的影响。
另一方面，马融授郑玄《费氏易》和《周官经》，郑玄经常向马融当面请教问题，四年的时间里郑玄未必没有与马融讨论过《毛诗》。就算不能与马融讨论，以郑玄的勤奋好学，他也必会自己研习老师的著作。因此，郑玄后来作《毛诗笺》，马融的《毛诗传》对他有一定影响。
最后一方面，郑玄笺注《毛诗》是在党锢之后。他对现实政治是关心的，但不敢直言进谏，只好寓政治于《诗》学之中，通过对经义的阐释，阐发“美刺”的政教观念。同时，他以符合“谲谏”原则的“比兴”手法来实现“美刺”又可以保全自身。这共同促成其“比兴”“美刺”观的最终确立。
三、郑玄“比兴”“美刺”观的确立
郑玄先注《周礼》，后注《毛诗》。他于《周礼》注中初步形成“比兴”“美刺”观，于《毛诗笺》中完善并实践“比兴”“美刺”观。郑玄在被禁锢的14年中主要注“三礼”，他注“三礼”的次序分别是《周礼》《礼记》《仪礼》，在此期间还撰写了《六艺论》。
郑玄在追求一种能够委婉含蓄地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途径。最终，他以《毛诗》作为承载其政治讽谏观点的载体，而“诵美讥恶”还需要借助“比兴”表现手法。郑玄在《六艺论》中提出“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恶”，相当于郑玄“美刺”说的雏形。又在为《周礼》做注时提出“比刺兴美”，这是郑玄“比兴”“美刺”观的初步形成。
郑玄在承袭前代学者以“比兴”“美刺”说《诗》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最终形成“比兴”“美刺”观。在先秦学者的观念中，“比兴”是用《诗》方法，“美刺”只是无意识的说《诗》方式。汉代学者试图将“比兴”这种用《诗》方法转变为表现手法，但不彻底，“美刺”是汉儒最看重的说《诗》原则，然未成体系。
而郑玄使“比兴”彻底转变为表现手法，正式提出“美刺”观念，并形成完整的“美刺”体系。他以经学家身份迎合时代政治的需要，把“比兴”这种委婉含蓄的表现手法纳入“美刺”理论中，使“比兴”成为实现“美刺”的手段。其“比兴”“美刺”观成为后世诗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影响深远。
结语
汉代是经学和经典阐释传统形成和建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郑玄作为汉代《诗经》学大家，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郑玄“比兴”“美刺”的诗学观念在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上承先秦儒家诗教理论，下启几千年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主潮，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