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三日，嘉庆皇帝公开宣布了钮祜禄·和珅的20款大罪，下令将其入狱抄家。面对内外诸臣“和珅罪当以大逆论”的建议，嘉庆皇帝并未采纳，反倒以“和珅尝任首辅，不忍令肆市”为由对其宽大处理，命其狱中自尽。在乾隆太上皇刚刚10天以后，嘉庆皇帝就以迅雷之势扳倒了阻止自己皇权集中的最大障碍，这对于被后世评价为“既没有政治胆略又缺乏革新精神，既没有理政才能又缺乏勇于作为品格之平庸天子”的嘉庆皇帝而言，绝对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历史功绩。
在钮祜禄·和珅被扳倒15年以后，因为国史馆纂办臣工编纂《和珅列传》一事，再度引起了对和珅的评价问题。
嘉庆皇帝对待《和珅列传》的态度
嘉庆十九年（1804年），国史馆纂办臣工将已经编纂完成的《和珅列传》上呈嘉庆皇帝，阅后，嘉庆皇帝指出了其中的三个大毛病：
1、“和珅逮问伏法，迄今已越十五年，始将列传纂进，太觉迟缓。”（15年完成一个官员的列传，说其“迟缓”简直太客气了）
2、“三十年间，但将官阶履历挨次编辑，且篇幅寥寥。至伊一生事实，全未查载，惟将逮问以后各谕上曰详加叙述。”（不记载所犯罪行，不给予官方态度，直接将皇上清算和珅的各种说法搬出来，这算是一个大贪官、大奸臣的列传吗？这不是摆明了打脸嘉庆皇帝吗？）
爱新觉罗·颙琰
3、“原纂和珅列传稿本内，本载有事实四条，皆和珅罪状，仰奉皇考高宗纯皇帝饬谕加以谴责者。葛方晋节去三条、席煜节去一条。”（擅自删改和珅罪行，这是史官著书列传的学术态度吗？是对历史问题负责的态度吗？）
就此来看，嘉庆皇帝对国史馆上下臣工处以“交部议处”、“革职审讯”、“押解回籍”等严苛处罚，也属情理之中。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清算和珅15年以后，嘉庆皇帝对待和珅问题的态度待敌有没有改变？
15年后，嘉庆皇帝对和珅有何定位
《清实录·仁宗实录》有载：“现距惩办和珅之时。年分未远。其罪案昭然在人耳目。若传至数百年后。但据本传所载。考厥生平。则功罪不明。何以辨贤奸而昭赏罚。”对于嘉庆皇帝的态度，《清史稿·列传一百八》给予了更为简单明确的说明：“和珅伏法后越十五年，国史馆以列传上。仁宗以事迹疏略，高宗数加谴责，阙而未载，无以信今传后，褫编修席煜职，特诏申戒焉。”
也就是说，15年后的嘉庆皇帝依然认为和珅“罪有应得”，他之所以对国史馆的纂办臣工予以不同程度的严惩，只是因为他们未能详尽记载和珅所犯罪行，未能对自己清算和珅的行为做出公平公正的描述。如果记载不明、描述不清，后世将如何看待嘉庆皇帝，又将如何评价曾经为贪官、奸臣无疑的钮祜禄·和珅呢？
总之一句话，15年后的嘉庆皇帝依然认定钮祜禄·和珅是“贪鄙性成、怙势营私、狂妄专擅、积有罪愆”的罪臣；而且，嘉庆皇帝希望千百年后的人物依然这样认定和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