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8月，魏国执政司马昭征兵18万，三道伐蜀。11月，魏将邓艾克江油，直逼成都，蜀汉朝臣皆无良策。官任光禄大夫（相当于高级顾问官）、63岁的谯周力劝后主向曹魏政权投降，他认为，由魏统一中国之势已不可逆转，奔吴有再辱之耻，出走南中又有不测之变，只有投降曹魏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关于谯周的评价问题，历来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谯周立下了一件大功，是促进统一的功臣，这一派以西晋史家陈寿为代表。他称赞了谯周对故主的忠诚和对乡邦的厚爱；也从大处落笔，肯定了谯周的“全国之功”，即对国家统一事业的重大贡献。这是把历史人物的社会活动及其实践后果作为总体评价的主要标准，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另一种意见认为谯周是可耻的软骨头、投降派，以东晋史家孙盛为代表，他对谯周提出了两点非难。
第一是说“驽臣”误国。孙盛认为，蜀汉应当“保据江州(今四川重庆)，征兵南中(今四川西南及云南、贵州尸带)，乞师东国(东吴)”，不该匆匆遽自囚虏”。
其实，就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孙盛的这一推想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东吴窥伺蜀地已久，其时蜀汉已根本无法自保。《晋书·羊祜传》指出，蜀汉军民并非没有全力参战的决心，问题在于“诚力不足相抗”，可谓一语破的。
三国鼎立，本是一种暂时的、不稳定的割据形态，愈到后期，南北力量强弱愈益明显。谯周毅然作出历史性抉择，顺应中国统一潮流，。所谓“弩臣”误国之说，殊不可信。
孙盛的第二个论调是援《春秋》之义，斥谯周“亡礼希利”。这更是拿封建伦理道德作为评价标准，说穿了，无非是说应当尊刘氏血胤为正统，而这个观念在谯周之世已经过时。《蜀志·吕凯传》载雍阎答李严书说：“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说的就是炎刘正统观念的崩剥。
至于“希利”之说，也没有什么根据。谯周一生未以产业留意，入魏入晋，虽被殊荣，但他一再“自陈无功而封，求还爵土。”甚至临终遗嘱还说：“若国恩赐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他是一个有理想追求的学者和教育家，平生以孔子、刘向、扬雄为榜样，与汲汲乎荣利者迥然不同。
谯周的故乡巴西郡，地处嘉陵江流域中部和渠江流域，是益州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谯周出身于儒学世家，祖上出了西汉谯隆、东汉谯玄、谯瑛等当世名人。谯周的父亲谯荣始是位学识宏富的今文经学家，《春秋》大一统思想极为浓厚。这无疑给谯周存亡继绝的政治思想的形成带来深刻影响。
公元224年，诸葛亮以丞相兼任益州收，锐意革新政治，多方延揽人才。青年谯周以学行任益州劝学从事，掌督导学校，此后即为诸葛亮的忠实追随者。在他为蜀汉效力的30年时间里，他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同蜀汉执政者是一致的。
谯周曾劝谏后主，希望他效法汉光武帝，进贤用能，力修内政，为恢复炎刘基业尽心竭力。但到了他著《仇国论》，便逐渐消失了其兴复汉室的锋芒。不过，这在当时还很难说是异端思想。
随着形势的发展，谯周已深切地感到中国再统一趋势的不可避免，这才完全抛弃了存亡继绝的观念。
公元262年，即蜀亡前一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谯周深有感触地在宫柱上写了12字的谶语：“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谯周认为曹魏的“曹”，意味众多，刘备的“备”，释义为“具”，意思是季汉已到尽头。刘禅的“禅”，释义为“授”，意味着当授与人。这实际是说：弱小的蜀汉再也不能复存，强大的曹魏应当统一中国。
巴蜀古文化虽有黄老、卜笙、历数传统，但谯周政治思想的变异与其说是受历数、谶语积淀的影响，不如说是为汉晋间再统一的历史大潮所使然。
因此有史学研究者认为，谯周虽然曾为蜀汉政权披肝沥胆，但当着国运式微、无力回天之际，他却能毅然抛弃旧的传统观念而劝蜀主降魏，从而为中华民族在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分裂后的再度统一作出了贡献。应当说，他是一位与时俱进的学者，应该得到后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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