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春秋时，秦穆公便已展现出向东开拓疆土的决心，但东出的道路被晋国堵死，最终只能向西谋求发展。到了战国初年，晋国虽被一分为三，但秦国东出之路又被强大的魏国所阻。直至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国力提升，夺取魏国河西之地后，才突破了三晋的封锁，逐渐“东弱韩、魏，兵强天下”。秦惠王时，秦国实力稳步上升。
苏秦曾游说秦惠王言：“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而秦王认为，此时秦国“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可见此时秦国虽已具有完成统一的潜力，但实力尚未发展到可以兼并天下的程度。
一、秦国发动统一战争的时机已成熟
在秦昭王时期，秦国疆域与国力大增，已经取得了对六国的相对优势，春申君口中的秦国已经是“大国之地，遍天下有其二垂，此从生民已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到了秦王政时，李斯进言秦夺取天下便犹如囊中取物一般。
在秦王政继位的前一年，魏公子无忌率燕、赵、韩、楚、魏五国之兵，打败蒙骜，秦军退至河外，五国联军甚至“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此事之后，秦国也没有立即对魏国采取强硬措施，为了缓和冲突还放弃了将在秦国做质子的魏太子囚禁起来的计划。一向对三晋咄咄逼人的秦国，此时竟然能容忍魏国如此嚣张。
其实长平之战对秦的损耗十分巨大，战争后期秦昭王亲自前往河内增调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补给前线。加之随着魏冉、白起等老一代将领的离去，秦国出现了短暂的人才空缺。在郑安平叛变后，秦昭王曾说：“今武安曾经频频兴兵的秦国竟然长达四年几乎不曾对外用兵。
到了吕不韦为相之时，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才再次展开军事行动。庄襄王元年，秦国一年之内接连对魏、赵用兵，秦国吞并天下之心越发明显，引起山东六国的警觉，随即引来五国合纵伐秦，秦国再次兵败。五国伐秦之后，秦国虽没有放弃对三晋用兵，但已经谨慎了很多，将主要攻击目标定为魏国，不再同时树敌于魏赵，而是妥善利用三晋之间的矛盾趁机用兵。
秦王政六年，即《吕氏春秋》的成书之年，山东六国内部的矛盾暂时缓和，秦国的扩张之势又一次引起了六国的担忧。“山东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乃相与合从，西伐秦，而楚王为从长，春申君用事”，赵将庞煖率领“赵、楚、魏、燕之锐师”，在蕞与秦交战，最终四国精锐部队却被秦国击退。
这是战国时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合纵攻秦，秦国的胜利意味着对六国绝对优势的确立。此战之后，楚人朱英曾言：“秦逾黾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与秦。”在他眼中此时的秦国已经占据了攻楚的跳板。
在吕不韦主政期间，秦国对六国的绝对优势逐步形成。在他看来，六国已不成气候，“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秦国统一的时机已经来到，如果秦国不能够抓住此次机会彻底兼并六国，“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就会丧失统一的资格。
二、秦国发动统一战争前面临的挑战
1.攻伐对象的变化
吕不韦为相之时，秦国完成统一的条件成熟，对外战争性质即将发生变化，之前秦国主要以蚕食分化六国为主，战争的重点是对六国逐个击破以兼并六国的土地。而此时，则发展到了兼并战争的最高阶段，即要彻底消灭六国的政权，战争的性质也将转变为统一战争。秦国之前也曾消灭过其他政权，但山东六国与以往被秦国所消灭的政权有着显著的不同。
其一，秦之前所灭之国多为非中原政权。在秦穆公得到由余的辅佐后，西戎八国服于秦，之后秦国的几代君王又陆续消灭义渠、大荔等、巴国、蜀国等政权。这些政权在性质和习俗上与中原不同，秦国征服这些政权，不仅不会招致反对，还会得到中原各国的认可和赞许。秦穆公西伐戎王，益国十二，扩地千里，称霸西戎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
当时的中原各国对所谓的“戎狄之地”也怀有很大的偏见，甚至会因此而轻视这些地区的政治价值。即使富庶的巴蜀地区，在张仪看来也只不过是“西僻之国而戎狄之乱也”，认为其不足为重，不值得秦国兴师动众。秦国将这些政权纳为己有，并不会引起六国的过度警觉。加之，这些国家内部政局往往也十分不稳定，内部时常发生矛盾，相互之间也时有攻伐。且秦国的文化、技术更为先进，秦国本身也有戎狄的文化因素，兼并这些政权后，维护这些地区稳定的阻力相对较小。
其二，秦国之前消灭的多为小国。进入战国后，中原地区的政治势力基本趋于稳定，主要表现为七雄之间的相互抗衡。秦国所面对的山东六国与秦国在春秋时吞并的梁国、芮国、滑国等小国有所不同。之前小国较为羸弱，在大国的争霸和兼并战争中，国家情势危如累卵，即使不被秦国所灭，也会为他国所灭。消灭这些小国家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且这些小国被灭之后几乎不再会有复国的能力和机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力也远不如大国，国内之人不会有强烈的亡国怒火和迫切的复国之心。
同时，这些国家的地位要低于秦国，如梁国、芮国、滑国的国君皆为伯爵，秦国则为公国。这一点在其他各国也较为常见，如宋灭腾时，宋国为王国，而腾国为侯国。一个国家想要吞并一个名义上与自己平等的国家并非一件易事。宋国是山东六国间的商业通道，尤其是陶邑，十分富庶。
各国纷纷将宋国视作一块肥肉，但却都迟迟没有动手，正是因为战国中后期对消灭政权的战争是十分慎重的，各国间利益彼此相连，师出无名而私吞宋国必然会引起列国的不满，齐国便印证了此点。齐国趁着五国合纵攻秦之时，齐国攻灭了宋国，然而“在齐国灭宋后，由于齐国加强了对各国的威胁，又有五国联合攻齐和燕将乐毅攻破齐国的事变”。吞并一个相对弱小的宋国都有如此顾虑与阻碍，可见战国七雄间的吞并要更加困难。
除了雄厚的国力外，各国占据着重要地理要冲，彼此间的利益相互交错。同时，在长期对周围小国的兼并与融合中，七国分别形成了秦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燕文化、楚文化等各具风格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且各自国祚较长，民众有很强的国家认同感。燕、齐两国都曾想击溃对方，皆大有吞并对方之势。
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子之之乱，齐宣王以五都之兵和北地之众大举攻燕，五十天就把燕国攻破，但很快便遭到燕国国民的激烈反抗，最终不得不撤兵回国。燕国也曾将齐国打得只剩下两座城池，却也未能占领齐国，田单凭借这两座城池而得以复国。秦国先前亦有吞并大国的尝试，长平之战后，秦国紧围邯郸欲以消灭赵国，但赵国上下一心拼死相抗，邯郸迟迟不下，后又有魏、楚两国相救，秦国只好作罢。
荀子曾说：“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秦国后期的统一战争将要面对的是六个与自己有着同等地位且有着厚重历史传承的国家，各国间的利益又彼此牵连，而且拥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民众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因此，秦国需要慎重地去对待这些国家，一方面要降低六国人对秦国的抵触，接受秦国的统治，另一方面还要师出有名，营造出秦国对六国道义上的优胜，不给六国间的相互援救留下借口。
2.亟待改善的“虎狼”形象
战国后期秦国在对外交往中占据着很高的话语权，但这是通过军事实力获得的，对六国来说这种对外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六国之人虽承认秦的强大，却并不真正地尊重与认同秦国，对秦国的评价并不友好。秦国先是被各国视作戎狄之流，后又被冠以虎狼之名。
战国后期六国部分人士对秦虎狼形象的部分看法，包含了国王、公族、朝臣和游说之士，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秦国的“虎狼”形象包含着三层意思，一是贪婪，二是无信，三是暴戾。贪婪主要表现在秦国有着很强的开疆拓土之心，并表现出了侵吞天下之志。时人须贾曾说：“夫秦贪戾之国而无亲，蚕食魏，尽晋国，战胜睾子，割八县，地未毕入而兵复出矣。夫秦何厌之有哉！”何晋在《秦称“虎狼”考》一文中指出，“虎狼之秦”的观念，是在战国晚期六国与秦国之间产生的，是东方六国只针对秦国一国而形成的观念。
“虎狼之秦”的观念之所以产生于战国晚期，正是秦的势力不断东侵已成吞并之势，六国对秦的军事和文化上的扩张产生恐慌的表现。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六国对秦国的恐慌，除了对秦扩张的恐惧外，还包含着对秦扩张方式的厌恶，秦的形象更多是其“无信”与“暴戾”造成的。
秦国的强大始于商鞅，但秦国“虎狼”形象的根源亦与之有关。公元前341年，秦国进攻魏国河西时，商鞅以顾念旧情，不忍兵戎相残为由，邀约魏军主将公子卬来秦军中畅饮一番，签订盟约后便各自退兵，但商鞅却在席间擒拿公子卬，趁机大败魏军。如果说商鞅“欺旧交以为功”的行为发生于两军对峙的前线，尚可算作兵不厌诈，但秦昭王时楚怀王困死于秦则是赤裸裸的欺诈行为。
秦国以土地诱使怀王入秦，怀王入秦后不仅不兑现承诺，反而将楚王软禁在秦国，就此要挟楚国以国土换取怀王的自由，最终怀王客死于秦。类似的事情严重地影响了秦国的外交诚信，更展现出了秦国仗着自身的强大而玩弄六国的姿态。商鞅变法推行尚首功的军功爵制，实现了秦国富国强兵的目标，但也给秦国留下了暴戾的形象。
总结
秦国以欺诈和暴戾的方式侵食六国土地，陈轸称“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虏”。秦国在战场上不把六国民众放在眼中，外交上亦欲将六国国君玩弄于股掌之间，秦国最终引起六国的恐慌与警觉，被六国视为“虎狼”。
纵使秦为“虎狼”，可六国并非是“羔羊”，以虎狼之兵可以斩断六国兵士的头颅、攻下六国的城池，却无法斩断六国之人对秦的怨恨。正如《史记集解》引何宴之言：“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似山，归秦之众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可服，何城肯下乎？”秦国若不改善国家形象是无法得到六国人认同的，只会徒增统一战争中的阻力和统一后的政权维护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