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塑像
君子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特指国王以下、大夫以上的官员，即与劳动者阶层相对而言的贵族统治者阶层，是贵族男子的通称，而普通劳动大众则被称为小人，如《尚书·虞书·大禹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如《左传》： “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如《国语》“君子务治，小人务力”，等等。君子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作为儒家道德人格的一种理想，始于孔子。
西周未年，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原来固化的阶层结构被打破，有相当一部分贵族丧失了原有的地位，沦入下层，同时由于士阶层的兴起，君子的原始内涵开始逐渐丧失。士阶层的兴起意味着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得以逐渐挣脱宗法体系的束缚而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解放，但这种独立和解放必须是以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作为思想指导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正是基于这样的形式，顺应时代的潮流完成了新的君子人格价值观理论的建树，创立了儒家学说。
孔子的儒家学说是由紧密联系的“仁义礼”一体论、仁政德治论和君子道德论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君子道德论即君子人格理论是其整个学说的基础，也是其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理想的唯一方法和途径。这种君子人格理论是建立在 “人有五等”论基础上的：“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有圣。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孔子家语·五仪解》）。
平遥古城文庙内孔子讲学情景复原
所谓庸人是指那些内心深处没有严肃慎重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的人。他们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见小利，忘大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总是把持不住自己。
所谓士人是那些有信念，有原则的人。虽不能精通天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既然非常明确，言语既然扼要得当，做事既然有根有据，如人的性命和形体一样和谐统一，那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富贵了，也看不出对他有何增益；贫贱了，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失。
所谓君子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炫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说话从不武断。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赶上他，却很难做到。
所谓贤人是，品德合乎法度，行为合乎规定，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富；乐善好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
所谓圣人是，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来无影，去无踪，变幻莫测，通达无阻。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
韩国孔子铜像
孔子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可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论语·雍也篇》）的既仁且圣的德治社会。在这种仁政理想社会中，需要圣人、贤人和君子来共同完成。圣人和贤人是少数，一般的庸人和士人虽然居于社会的主体，但是他们的德行浅薄，尚不足以胜任治理国家的重任，只有君子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孔子看来，“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政治就是施政者通过用自己的言行而给百姓起到表率示范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
孔子把人分成五个依次递进的等级，重在强调人通过后天的努力可以逐步达到君子、贤人乃至圣人的境界。
庸人是社会上品行最低一等的人，乃先天生就而成，但庸人经过后天的学习则可以变成士人，士人经过努力，就可以达到君子的境界。但从君子达到贤人乃至圣人的境界，却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绝非一般人可轻易而为。
君子处于这五等人的中间，从道德要求上看，既高于现实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庸人和士人，又低于极少数令众人仰望的贤人和圣人，具有极强的现实操作性。
正是看到了君子在所谓的德治社会中具有承上启下、举足轻重的作用，孔子就十分重视对君子的教育培养，并在后续的教学实践中对君子人格内涵不断地予以挖掘、补充、发展和完善，最终形成了他的君子人格理论体系：
君子的远大目标是 “治国、平天下” ；君子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是“慎独”、“致中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
为此，孔子强调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君子有九思》） “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 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应该仅仅只是一种可供使用的器具。一言以蔽之曰：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礼记·大学》）意为君子总是无时无刻不竭心尽力使自己和百姓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
孔子以君子人格理论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后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心理人格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由于孔子及其后续的发展者自始至终都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其根本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这就导致其难以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其理论和实践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形成了事实上的悖论。
孔子的后继者意识到并试图克服这个矛盾，譬如在孔子提出“仁、义、礼”后， 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则进一步扩充为“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实际上也成为西汉以后君子人格的五个标准，但由于其所站立场的局限性，这个矛盾始终无法消除。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内圣外王”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悖论。
儒家君子人格理论的终极目的是“内圣外王”——打造一个可以让万民仰望﹑具备偶像气质的救世主式的君王，也就是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达到“治国、 平天下”（ 《大学》）的最终目的。
然而现实中的君王并非君子，更不是什么圣人，如果按照儒家的逻辑发展下去，君子进一步“内圣外王”的结果就必然是已经圣人化的君子要取代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君王，但如此一来，儒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体系就要打破，所谓的圣人也就变成令统治者闻之色变的“乱臣贼子”。
譬如西汉末年的大儒王莽，恭行儒家准则，言必称尧舜，行必效周公，利用自己良好的仁人君子形象，打破了中国历史每逢改朝换代便要杀尸盈野、血流成河的规律，在群臣“万岁”的山呼声中，不用一兵一族，不费一枪一弹，推翻前朝腐朽统治，成功登上了帝王的宝座，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然而仅在15年后，王莽新朝就被推翻，这个曾经是道德化身的“圣人”帝王最终被乱刀戳死，身首异处。
王莽把一个力图做到“内圣外王”的儒家君子负面形象沉甸甸地撂到了之后2100多年来中国儒生的脑海里。他们自此就在“三纲五常”的桎梏束缚下，循规蹈矩地扮演起了帝王帮凶的尴尬角色，中国知识分子也就在无数可以改变历史轨迹的机会面前，哆哆嗦嗦地闪身挪步，中国历史从此陷入到了一种毫无质变内容的循环怪圈中。
其二是君子入仕参政的要求和“君子不党”的悖论。
孔子建立君子人格理论的目的是为统治阶级培养合格的各级主政人才，所以积极入仕是对君子的基本要求。但政治从根本上说是党派管理，不同的施政观念，不同的施政纲领，很难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在一个朝政中同时兼容。因为施政就是从上至下要一以贯之地执行最高统治者所颁布的政策及其相应的纲领，如果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统一的精神诉求，施政者就很难达到其施政的最终目的。这也就是现代文明社会为什么会采用一党制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原因。
但儒家在强调君子要积极入仕参政时又强调“君子周而不比” （《论语·为政》），“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要求君子不要拉党结派，不要排斥异己，这和政治本身的要求背道而驰，在勾心斗角的现实官场中也根本行不通。
其三是君子“笃志而体”和“君子三畏”要求的悖论。
具有独立意志是孔子赋予君子人格的一个鲜明特征。君子人格的尊严是通过独立意志表现出来的，而意志实现的程度表明个体自由的程度。“笃志而体，君子也”（《荀子·修身》），能够独立思考，并按照自己独立意志行事者，才是君子。但这种独立意志不是盲目地固执己见，而是以理性选择为前提。所谓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是说，真正有知识有智慧的人是不会迷惑的，真正有仁心的人是没有忧烦的，真正勇敢的人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但孔子又自相矛盾地提出了“君子三畏”原则：“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里的“天命”就是 “道”，即旧的礼教制度，“大人”“圣人”则是维护旧礼教制度的传统势力。
君子既要敬畏天命，又要敬畏地位高的人和圣人的训导。如果“不知天命而不畏”，并且“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那就是小人。所以，这等于说，君子不需要独立思考，不需要创新精神，只需要“克己复礼”，顺从“天命”，顺从“大人”，顺从“圣人之言”，实际上也就是说因循传统的“三纲”即可。但这样一来，还有什么独立意志可言？
孔子问道老子
毋庸置疑，儒家包括君子人格在内的整个学说都是孔子及其信徒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而打造的一种御用理论武器，所谓君子“志于道”（《论语·述而》）之“道”实际并非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具体化了的旧的宗法礼教制度：“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这决定了它的偏狭性、局限性和虚伪性，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地反映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其中出现前后矛盾的悖论是必然的。
——原载《君子文化论文集》（孙君恒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原标题为《儒家君子及其难题》，删掉了注释部分，有需要者，参看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