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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发表过一篇著名的论文，名曰《夷夏东西说》，囿于当时史前考古资料的贫乏，傅氏认为长江流域到东汉以后文化才大发达，故汉末以来中国史上南北分裂相争的现象在三代不可能出现，“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
那时的文化依地理形势大抵可以划为东、西两个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基于以上认识，傅氏遂据典籍所记某些夏王之踪迹，考定夏族的发祥地及其建国以后的活动区域在西方，他说：
“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部，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流。……以古代河、济、淮、泗的中国全部论，夏实西方之帝国或联盟，曾一度或数度压迫东方而已。”
有意思的是，历史学家杨向奎对于夏族原居地及其后来活动区域的看法与此恰恰相反，他认为、夏人是东方民族。杨氏先后发表在《禹贡》半月刊上的《地理考实》《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考》，以及他在80年代撰写的《评博孟真(夷夏东西说)》等论文，主要依据他对涂山、会稽等与夏人有关之地名的考证，以及斟寻、斟灌、有仍、昆吾、韦、顾、观、杞等“夏之同姓国”地望在山东一带的文献记载，考证出夏民族的原居地在东方，“夏民族之起当在今山东西南部与江苏河南之交”。
这两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依据大抵相同的文献资料，运用相同的传统考据方法，考证同一个夏族原居地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为什么如此截然不同呢?夏族原居地或夏文化发祥地，正确的答案应该只有一个。那么，夏人是东方民族还是西方民族?抑或是东、西方之外的另一方民族呢?
的确，傅、杨二说均有文献依据。晋、陕一带确是“夏墟”故地，《左传·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夏后皋的陵墓就在豫、陕之间，《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杜预注：“崤在弘农渑池县西”，即今河南省洛宁县北之崤山。山东地区也曾是夏人踪迹所到之地，《楚辞·天问》：“桀伐蒙山，何所得焉?”蒙山即在今山东省蒙阴与费县一带；一些夏之同姓国也到过山东。但傅、杨二氏据此而分别得出夏族原为西方或东方民族的结论，却未免过于草率了些。
道理很简单，晋为“夏墟”，夏后皋之墓在豫、陕间：这只能证明晋南、豫西地区在夏后皋时为夏王的疆土；由此而推定夏为西方民族，证据显然不足。因为夏人曾到山东，山东有许多“夏之同姓国”，就认为那里是夏的发源地，立论同样牵强。其实，杨氏列举的一批山东的“夏之同姓国”，其原居地均不在山东，而是后来迁入，有的甚至是夏亡后才迁徙到山东境内的。
显而易见，博氏关于“夏为西方民族”和杨氏关于“夏民族起源于东方”的考证，在方法论上恰恰陷入了同一个误区之中。他们在研究夏代历史时，均以静止的、停滞的静态研究方法来考察和审视夏民族，而没有意识到，历史是一条处于流动状态的长河。
实际上，夏王朝崛起的时代，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的转型期，一个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历史新时期。这种时代特征投射在考古学文化上，是公元前4000年出现的文化大传播以及各区域文化间的互相接触、影响和融合。在陕甘地区，“那里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期的西界仅到陇东天水附近。到庙底沟期便大举西进到甘肃边界，马家窑期继续西进到武威，马厂期更到达河西走西端的走廊，再往后的四块文化已分布到新疆的东界”；在渤海湾，一些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农人从山东半岛先后渡海移居到辽东半岛，把山东的史前文化传播到渤海北岸。”
在长江下游的东南地区、良渚文化以琮，壁、钺为特征的玉器文化溯江而上，经安徽薛家岗折往南传播到江西鄱阳湖流域的德安、靖安、新余一线，最南到达广东境内，发展出石峡文化；往北则跨江渡淮，传播到苏北、山东一带；又折而往西，出现在西北延安地区。
夏文化、夏民族或夏王朝，就是在以上这种民族大迁徙、大冲突和文化大传播的历史背景中崛起的。因此，我们对于夏朝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唯有作动态研究，以运动、发展、变化的历史观考察之，就可以把握夏史之本相。关于动态研究的史学方法论意义，历史家董楚平有一段精辟的阐述，他说：
“所谓动态研究，就是要研究民族文化的变化动向。文化自身的进步是缓慢的，人类文化史上的几次突变性进步，往往是在不同类型的文化进行大规模交流融合时出现的。在上古时代，人几乎是文化的唯一载体，文化交流基本上是通过移民来实现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往往掀起文化长河的巨浪。
遗憾的是，当代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于夏文化或夏朝时夏人活动地域内留下的物质文化遗存的探索，往往忽略了历史的动态考察，而满足于作静态的比较。例如，有学者据文献所记晋南为“夏墟”，便考定那里的陶寺类型文化为夏文化。殊不知晋南“夏墟”实因夏后皋曾居于此地而得名，夏后皋为夏朝倒数第三代主，晋南成为“夏墟”已在夏代晚期；而陶寺类型文化的鼎盛期则在早期，该遗址九座大墓中有八座属于早期，诸如陶龙盘、、玉石钺等礼仪重器，均为早期大墓所出。
陶寺类型文化的年代，其上限据碳十四断代测定当不晚于公元前25世纪，因此，所谓“陶寺类型为夏文化说”，在年代上就难以解释得通。又如所谓“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说”，如此说成立，则二里头四期当为夏桀都邑；而文献记载，夏朝帝桀始迁都于此，桀以前几百年间，夏都均不在此；但二里头文化最辉煌的年代实为三期和二期，对此，不知论者作何解释。
历史上，夏王朝的玫治中心即都邑处于迁徙变动之中。据文献所记，禹都阳城，少康邑纶，帝相居帝邱，帝宁居原，胤甲居西河，帝桀居斟，夏代500年间的都邑自始至终没有固定化，因此，探寻一代政治中心始终处于流动状态的夏文化，不作动态观照而满足于静态对比，实无异于刻舟求剑。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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