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伐蜀时为什么那么多蜀将投降？因为投降才是主流意识，他只是被姜维诸葛瞻轰轰烈烈的抵抗光芒给掩盖了而已，战争一开始，钟会大军禁抵汉乐二城，同时另遣一部直取阳平关，蜀军首将蒋舒出城投降，魏将田章击败蜀军江油守将马邈，马邈投降，邓艾率军推到雒县，再往下就是成都，成都附近诸多县城中，只有郫县的常勖坚守本县其它县有的逃跑，有的投降变成了带路党，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就抛弃国家了呢？
这要先说说蜀汉政权，我们知道蜀汉初期执政班底是以荆州派和元老派为主。虽然益州本土势力也有部分岗位安排，但是分量很轻，诸葛亮去世后再没有像他这样的大贤了。蒋琬、费祎在一些方面已经开始妥协，一是减少军费开支，转入战略防御，仅仅给姜维一点点投入，搞点动作。维护‘‘王业不偏安’’的政治正确，二是多次大赦缓和与益州本土势力的矛盾给无法占据，顶层政治领导地位的益州本土势力，让渡出人口藏匿，土地兼并等灰色利益空间，虽然你们暂时不是领导但是蛋糕可以再给你们多分一点，你们好好当土财主，别轻易把我们给卖了，这些妥协的背后逻辑是当政集团为了继续维持执政地位，由对外拓展寻求增量逐步转变为盘活存量、调整分配。做长期割据川蜀的打算，进入一条缓步向下的曲线。
令人遗憾的是，在费祎被刺身亡以后连这个温和的转型也不能维持了。因为旧系领导势力整体走向示微，益州本土势力逐渐主导官场舆论，蜀汉开始倒向了佛系躺平甚至投降主义。姜维连年北伐的同期，益州谯周写下了著名的《仇国论》这篇文章两个要点，
首先反对连年征战，蜀国是小国，何况还没有诸葛亮、蒋琬这样的内政能人搞社会经济建设，经不起姜维年年北伐了。第二个要点就要命了，谯周用‘‘今我与肇建皆传国易世’’替代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个蜀汉核心价值，蜀汉政权法理性的根本就在于以血缘正统性接过了汉之天命，所以他必须要讨伐窃取了汉天命的曹魏。而谯周认为曹魏是以禅位的方式从汉献帝手里合法承接了汉的天命，那就接受‘‘汉魏并立’’这就摧毁了蜀汉的价值体系和国家认同，推翻了北伐的正确性，这种观点的背后是益州本土的势力，始终没有树立起对蜀汉的国家认同。
在看到姜维连年征伐，他们自身又在北伐中不断损失利益之后，开始离心离德的事实。《仇国论》的传播是蜀汉开始全方位信心崩塌。公元258年，姜维第六次北伐退军后多年来首次回到成都，此后四年没有军事行动，就是为了坐镇中枢安抚人心，然并卵《仇国论》已经渐入人心，后来姜维再次率军北伐时，连廖化这样的超级老格子都开始批判他了。263年，姜维得知钟会磨刀霍霍准备伐蜀后立即向刘禅告警，请求派兵加强汉中，刘禅不予理睬，不理睬的原因固然有宦官黄皓的妖言惑主，但是不排除刘禅深知这时候益州内部抵抗意志已经垮塌，担心要是消息传开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准备谋反喜迎王师的原因。
年初最后一战，诸葛瞻不进城而选择野战，应该也有同类的顾虑，我正欲死战却不知道身后哪个人正准备杀我投降呢？绵竹全军覆没后，朝堂上蜀汉群臣有主张逃往南中的，有主张投吴的，有主张投降的。偏偏没有主张守城待援的，因为此时的蜀汉主流意识其实已经只剩‘‘蜀’’，没有‘‘汉’’了，魏军兵临城下，那就改朝换代，不就是重演一遍刘璋故事吗？这个时候换做你是刘禅，恐怕也只能投降。
很多人以武侠小说的思维来解读蜀汉灭亡这段历史。认为成都城外还有那么多兵，刘禅太软蛋应该继续打，他们没有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走向不是某个人的豪情万丈或者软弱认怂所能左右的，而是集团内部利益需求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