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位于南阳盆地南端，由汉江北岸的樊城和南岸的襄阳构成姊妹城，其南部是险峻的岘山山系，汉水自东、西、北绕道南流，“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洒，北接京洛”，不仅是“南船北马”的转口要港，而且是“天下之咽喉”的军事要冲。自三国以来，襄樊一直是兵家的攻守重地，正如清人顾祖禹所说，襄樊乃天下之腰膂，“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襄樊的损耗和恢复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很重视这个重地的政治军事价值。赵宋退出中原，偏安江左以后，岳飞指出：“襄阳六郡为恢复中原之基本。”并率军进驻襄阳，恢复宋政权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秩序。经过岳飞的苦心经营，襄阳生聚繁庶、城池高深，在由高宗到度宗的100多年里，襄阳不仅是南宋抵抗金、蒙南下的战略要地，而且是南宋北伐中原的前沿基地。
“端平入洛”失败后，宋理宗为加强襄阳的防御力量，任命久镇荆襄、威名远著的赵方的长子赵范为荆湖制置大使，镇守襄樊。
但赵范不能续绍先父的勋业，辜负了理宗的厚望。上任以后耽溺于酒色，政事不理，边备废弛，发展到端平三年（1236年）部将反叛，烧毁城郭，抢劫府库，投降蒙古，使赵宋经营了130多年的襄樊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官吏、庶民、军士47000多人或死于兵乱，或北归蒙古。钱粮30万、军器24库，不是被叛兵劫走，就是被焚毁。这场劫难使襄阳为之一空，严重影响着南宋的国防安全。当时魏了翁就上书指出，襄樊不是一般边境，而是国家存亡所系的重地，主张立即着手经营。3年以后，嘉熙三年（1239年）京湖制置使孟珙率军收复襄阳，亦以为“襄樊为朝廷根本”，应该像保护人体元气一样，经营保护这个根本之地。
李曾伯纪功铭
于是，南宋开始招募军队，屯聚钱粮，修复城郭。但因南宋财力不足，无法恢复往昔的旧貌。直到淳祐十一年（1251年），李曾伯出任京湖制置使，力行朝廷恢复计划，派部将高达、王登率所部兵士修复襄阳、樊城，才使襄樊逐渐成为抵御蒙古南下的坚固堡垒。
蒙古攻取襄阳战略的提出
蒙古方面最先提出攻取襄阳的是李桢。李桢曾向贵由汗献策，说：“襄阳乃吴、蜀之要冲，宋之喉襟，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之基本。”贵由汗没有采纳，直到蒙哥汗统治时蒙军仍以四川为战略进攻重点。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郭侃上“平宋之策”，正式提出取襄樊以灭宋的主张，认为南宋盘据东南，存亡所系就是襄樊，现在应当先取襄樊，攻破了裹樊，淮南重镇扬州、庐州则失去战略价值，可置之不顾，而直趋宋都临安。
临安既破，江淮、巴蜀、不战自平。当时忽必烈忙于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无法立即付诸实施。咸淳三年（1267年）宋将刘整叛宋归蒙，向忽必烈汗献平取南宋方略，建议平宋“宜先以事襄阳”，提出攻巴蜀不如攻襄樊，南宋无襄樊也就无两淮，无两淮则江南唾手可得。刘整认为南宋“主弱臣悖”，正是消灭南宋的大好时机，并向忽必烈汗表示自己愿为实施这个战役计划“效犬马之劳”。
忽必烈汗力排众议，采行刘整的建策，命刘整和阿术共同指挥襄樊之战。咸淳四年（1268年），忽必烈陆续征调各地兵马10万会攻襄阳，事关南宋存亡的襄樊大战开始了。
襄樊攻防之战
1、双方的战前准备
蒙军积极扩军备战准备进攻襄樊的消息传到南宋，宋度宗于咸淳三年（1267年）十二月以京湖制置使吕文德之弟吕文焕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直接指挥襄樊保卫战。理宗晚期以来，孟琪、杜杲、彭大雅等名将先后去世，安丰（今安徽寿县西南）吕氏集团逐渐成为南宋军事上的中坚人物。
范文虎
到度宗时更是依仗诸吕以卫边防。吕氏集团中吕文德、吕文焕、范文虎（吕文德女婿）、夏贵（吕文德旧部）都是晚宋能征惯战的大将。
这次度宗又依靠吕氏同蒙古决战襄阳。作为帝王，度宗不能亲临前线，但他充分认识到了固守襄樊对于维系南宋王朝的重要性，因而他要求给守城将士提供兵力、物力支持。
刘整深知南宋防御虚实，在投奔蒙古后向忽必烈汗建议，南宋依以图存的将领只有吕文德一人，可遣使贿赂吕文德，请在樊城设立榷场，作为谋取襄阳的基地。蒙古使者至京湖制置司，向吕文德送上玉带，要求在襄樊城开榷场，互通有无。当时南宋沿边同蒙古开设榷场多处，吕文德不知是计，同意在樊城外设榷场。
不久，蒙古又以保护货物为名，构筑堡垒于鹿门山，屯兵驻守，取得了第一个立足点。此后，蒙军环绕裹樊陆续在白河口、万山、虎头等地修筑堡垒，从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以来，阿术派兵先后攻取了襄阳附近的宋军要隘，完成了对襄阳的合围，“连珠扎寨，围数十里不通”。
在阿术筑城虎头山后，蒙军基本上断绝了宋军的供给线。吕文焕极为恐惧，用蜡书向吕文德告急。吕文德将蒙军的动向上奏朝廷，度宗传檄郢州守将翟贵和两淮都统张世杰，要求他们严加防备。十一月，襄樊守军主动出击，企图夺回蒙军驻守的附近城堡山寨，没有成功。
度宗和忽必烈都不断向襄樊调兵遺将。十二月，度宗以夏贵为沿江制置副使，知黄州，加强对襄樊的增援。次年春水上涨，夏贵运粮成功。
2、襄樊增援之战
咸淳五年（1269年）正月，忽必烈汗下诏招诸路兵赴襄阳，并派重臣史天泽和驸马忽刺出到襄阳前线督师。史天泽到襄阳后修筑了一条包围工事，西起万山，南包襄阳之南30里的百丈山，使蒙军的包围圈更加完善。
张世杰
二月，蒙古遣兵2万赴襄阳。三月，度宗派京湖都统张世杰统领步兵、骑兵、水师增援襄阳。六月，忽必烈汗诏董文炳率兵2万南征。七月，夏贵率战船3千艘、军队5万人增援襄阳，与蒙军相持数日，战斗激烈，结果宋军大败。八月，度宗下诏褒奖襄樊将士“战御宣力”、拨钱200万犒赏将士。
十二月，宋京湖战区最高长官吕文德病死，度宗失去了镇守荆湖的要员。度宗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遂命夏贵暂时代理制帅，以吕文德之子吕师夔为湖广总领，知鄂州。当时贾似道上书，请度宗准许他仿效唐朝裴度以平章身份临边督战。
度宗降御笔，表示“师相”不可跬步离朝廷。贾似道又请以3个月为期带职巡边，度宗仍然不许。这时，蒙军大将张弘范向史天泽提出，对襄樊久围不攻，以待宋军“自毙”、并非良策，事实上宋军多次援皆有成功，他建议应该在万山筑城，以断宋方西面的增援：在灌子滩立栅，以断宋方东面的水路增援。史天泽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十二月筑城万山、并派张弘范移师戍万山。自此寝樊道绝，守卫寝樊的宋军处境更困难了。
咸淳六年（1270年）正月，宋度宗调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出任京湖制置大使、兼夔州路策应大使，知江陵府。命范文虎提御前精兵8000多人应援荆襄。结果一战而败、范文虎仅以身免。春季汉水暴涨，蒙军城堡多被淹没，襄阳之围稍解，京湖制置司乘机把布帛、钱、米、盐、新运进襄阳，六月，度宗下诏“以襄，郢水陆屯戍将士隆暑露处”，出钱200万，命京湖制置司犒劳将士。
八月，又给夏贵加秩一等，以奖励他“能举职事”。十月，又派遣殿前副指挥使范文虎总统殿前司和两淮诸军，前往襄樊“会合备御”，并赐钱150万犒师。十一月，又赐钱200万犒师。应该说，这是南宋朝廷出现的一种好形势。宋度宗为了保住南宋江山，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再次加强襄樊前线。然而在南宋将相之间、将领之间却发生了矛盾。
贾似道频频奏请出师，大有具体主持京湖前线军事局面之势，作为京湖制置使得李庭芝不敢与贾似道争权争功，以致“避事悠缓”。范文虎以殿帅自居，不接受制帅李庭芝指挥。范文虎上书贾似道，说他将率数万军队入襄阳，一战可胜，只希望不要由制府节制，一旦抗敌成功，功绩全归贾似道。贾似道欲坐收大功，当即命范文虎所部兵马由朝廷直接指挥。李庭芝多次催促范文虎进兵，范文虎以圣旨未到为由，整日与妓妾饮宴作乐，不予理睬。
咸淳七年（1271年）五月，忽必烈令东道兵围攻襄阳，四川、两淮同时出兵牵制。六月，汉江水位上升，给宋军增援襄阳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范文虎开始实施度宗去年冬天下达的战略计划，率殿前司及两淮水师10万进至鹿门。阿术迎战，顺流鼓噪。范文虎逆战不利，竟弃旗鼓、铠仗，星夜南逃。
至此，南宋官军已无力援救襄樊。度宗仍不甘心，继续向京湖战区投放物资，以支持那里旷日持久的困守战役。八月，下诏拨犒赏费300万，命京湖制帅李庭芝前往郢州犒赏将士，并令京湖制置司移屯旧野州（今湖北钟祥）；命范文虎以下将帅进驻新郢（郢州对岸、汉水西面）及均州河口，扼守要津；又命沿江制置副使夏贵配合策应，以钱200万作为随军用费。
忽必烈
宋咸淳七年（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在蒙古汗国内部统治得到巩固、对南宋战争取得较大进展的形势下，采纳刘秉忠等人的建议，宣布建国号为“大元”。次年元朝定都燕京（今北京市），改名为大都。这就是历史上的元王朝，忽必烈汗是元世祖。
樊城失陷
咸淳八年（1272年）春，襄樊一线的战况更为紧张。三月，元军攻破了樊城外郭东土城，宋军退守内城。尽管战局紧张已甚，然而宋廷派去增援襄樊的范文虎，仍不听京湖制置使李庭芝的节制。李庭芝无可奈何，只好借助民兵的力量。招募到“襄、郢、西山民兵之骄悍善战者”3000余人，又以民兵中“智勇素为诸军所服”的张顺、张贵为都统。
五月，汉水上涨，李庭芝命二张出援襄阳。临行前，二张以“此行有死而已”激励部下，人人感奋。二十二日，二张率援军从襄阳西北均州中水峪沿清泥河进发，至高头港暂停。京湖制司又令知郡范天顺与二张同赴襄阳。二十四日夜一更攻向襄阳，张贵领先，张顺殿后，战船齐发，直冲重围，力图破敌入襄，沿江同元军拼死鏖战。
张顺身中四枪六箭，阵亡于汉水中。二十五日天明，张贵率民兵水军抵襄阳城下。城中军民闻救至，人人蹦跃振奋，遂入襄阳。这时，元军更加注意防范。张贵欲冲杀出去与夏贵水军接应，未果，遂协助吕文焕守城。
九月，张贵率民兵突围，顺江东下，至小新城，就被元军数万人邀击。民兵在邀战中推进，未能与相约接应的夏贵水军会合，民兵进至龙尾洲，元军突起攻击，张贵军猝不及防，几乎全部战死，张贵受伤被俘，不屈被杀。
这次失败使南宋君臣对正面援救襄阳彻底丧失了信心，要另找解围的办法。其中李庭芝和贾似道的谋略各不相同。李庭芝建议度宗封刘整为卢龙节度使、燕郡王，以离间刘整与元廷的关系。度宗觉得可行，遂派永宁寺和尚带着封诏、金印入元。
元人察觉后派张易、姚枢进行查处。刘整自陈清白，元世祖也信用不疑。贾似道则提出捣虚之计，主张在来年春夏之交，派一大将率兵3万直捣颖、毫，另派一大将率兵2万直捣山东，则襄樊之围自解。这确实是条妙计，可没有组织实施。
面对襄樊更加紧张的局势，宋廷内部矛盾亦更突出。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淮东安抚副使孙虎臣、湖北安抚副使高世杰等人，“但守地分”，保存实力。范文虎又与李庭芝不合作，“莫能并力，坐视而已”。宋廷调停无效，乃解除范文虎兵权，但仍无法对襄樊作有力支援。
御史李旺曾转达朝臣主张派高达增援，但贾似道说：“吾用达，如吕氏何？”李庭芝建议贾似道“进督于荆”，指挥援襄。贾似道又演故伎，上奏声称愿“捐躯勇往”，但实际却“亦卒不行”。这样严峻而复杂的局势，贾似道无心奋力救襄，宋度宗也无可奈何。
回回炮
咸淳九年（1273年），孤立无援的襄樊再也支撑不下去了。襄阳与樊城中隔汉江，吕文焕在江中牵铁链，搭浮桥，联系襄、樊，两城依为唇齿。去年岁末，元军主帅阿术采纳张弘范的建议，烧毁浮桥，水师截江，实行各个击破，分兵12道猛攻樊城，甚至动用“回回炮”（一种用力省而所击较远的巨石炮），宋军奋起抵抗。正月，在元军回回炮的重大打击之下，樊城被攻破，宋侍卫马军都统制牛富率兵700进行巷战，大部战死，牛富也身负重伤投火自焚。
襄阳最后的投降
樊城失守，襄阳更危。此时襄阳城内处境甚为艰难，外无援助，城内“粮食虽可支吾，而衣装、薪刍断绝不至”，守城军甚至“撒屋为薪，缉麻为衣”，吕文焕“每一巡城”，便“南望恸哭”。
二月，元军向襄阳城发动猛攻，亦发巨炮轰城，城中汹汹。同时，元军也力争招降吕文焕。阿术让刘整劝降，吕文焕向刘整伏弩放射，拒不投降。阿里海牙亲临城下，向吕文焕宣读元世祖忽必烈招降吕文焕的诏书，并折矢为誓。吕文焕乃献城投降。城降时，范天顺拒降自杀。
自咸淳三年（1267年）十一月蒙古决定进攻襄阳并开始布军起，至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吕文焕以襄阳降元，襄樊之战历时6年之久。
元军攻占襄樊，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为灭南宋打通了胜利的道路。吕文焕降元，对增强元军力量和瓦解宋军将领、特别是吕氏集团有很大影响。宋度宗在裹樊失守之后下诏说：“襄阳六年之守，一旦而失，军民离散，痛切朕心。”
“军民离散”，确乎如此。然而宋度宗再“痛心”，也无能无法挽狂澜于既倒。襄樊之失，是宋度宗怠荒朝政和贾似道擅权柄国的必然。襄樊之失，南宋经营了几十年的防御体系被击破，此后南宋王朝迅速转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