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制工具的出现，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当时的农业产量有了提高后，公社农民对“私田”上的劳动增加了兴趣，因而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便一反过去传统，取消“公田”、“私田”的区分，实行了“履亩而税”（《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制度。为了“履亩而税”，首先必须使公社农民的“私田”固定化，从此公社内部的土地制度，便由过去的暂时占有变为永久占有，即由“三年一换主（土）易居”（《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经）变为“自爱其处”，即：“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汉书•食货志上》）。由于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制度的变化，有先有后。在春秋列国中，首先实行“履亩而税”的，是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
继齐国之后，则是晋国之“作爰田”（《左传》僖公十五年）。鲁国的“初税亩”（《左传》宣公十五年），也是一种“履亩而税”制，所以，《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解释说：“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楚国在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也对当时的田制进行了改革，“量入修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国在鲁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3年）也曾对公社土地进行了改革。《左传》襄公三十年中所说的“田有封洫”，是指整理土地经界沟洫而言，“庐井有伍”则是把原来井田中农民的土地庐舍进行调整之义。社会经济发展较慢的秦国，通过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的“初租禾”（《史记•六国年表》），也完成了上述田赋制度的变化。这种“履亩而税”制的出现，虽然不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是通过阶级斗争完成的，但它也与公社农民在耕种公社土地之余，另外种植垦荒土地而逃税有看密切关系。也就是说，这种逃税情况如果持久下去，奴隶主贵族的剥削收入也就因之相对减少。所以，他们便采取了“履亩而税”制，按公社农民实际耕种面积多少征税，不管它是公社的还是垦荒而来的土地，一律丈量征税。于是奴隶主贵族的剥削便可大大增加起来。《左传》宣公十五年解释“初税亩”时说：“以丰财也”，正得其旨。
春秋时代各国的上述变化，都促成了公社农民使用的土地固定化。公社土地不再重新分配也是我国土地私有制确立的一个必经过程。
春秋时代井田制的内部量变，并没有使当时的公社解体，公社土地的公有制也没有完全过渡到私有制。当时的公社虽仍存在，但是公社农民这个个体与国家的隶属关系愈来愈密切。从这时起，各国普遍出现了“书社”组织，“书社三百”（《吕氏春秋•高义篇》）、“书社四十”（《吕氏春秋•知接篇》）等，便是其例。《荀子•仲尼篇》王先谦注云：“书社，谓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版”，《周礼•天官•宫伯》郑众注云：“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图”，《周礼•天官•司会》郑玄注云：“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可见，春秋时期以后的公社所以称为书社的原因，当是因为公社必须把公社内的户口、土地数字制成清册上交。
有人认定春秋时代尚无牛耕，所以硬说这个“耕，字是“■”的错字；司马耕当作“司马■”，冉耕也就该作“冉■”了。这种“改字说经”法，纯属臆测之辞，不可轻信。统治者，作为对公社农民征税和力役的根据。《周札•地官•小司徒》职的“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天官•小宰》职的“三曰听闾里以版图”，也都是反映这一事实的记录。
“国”“野”关系的漏除与军赋田税的加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的内部量变，过去的“国”“野”统治关系也在逐渐泯除。《左传》定公六年云：“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毫社。“鲁国有两社，一为周社，一为毫社。周社自是鲁之国社，以其为周公后也。鲁因商奄之地，并因其遗民，故立毫社。定公及三桓是周族姬姓，所以要盟于周社。亳社，《公羊》、《谷梁》并以为亡国之社，自然是指被征服的殷族之社。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盟于“亳社”者本是殷族，应称“庶人”或“野人”，但是现在却说“国人盟于亳社”。这就告诉我们，被征服的殷人，此时已与西周时期不同，由于“国”“野”关系已经混同，就被称为“国人”了。从此以后，他们的社会地位已与“国人”相同，因而也就开始服兵役和缴纳军赋了。
《司马法》云：“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周礼•地官•载师》注引）
《管子•度地》又云：“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司马法》的“州”，无疑是在郊外，从遂、术可通假看来，《管子》“术十为州”的“州”也在“郊”之外。“州”在“郊”、“野”之间，适与《周礼•载师》的“远郊”相当。
我们知道，“州”是“野人”所居，本来不服兵役，可是春秋时代的晋国，为了扩充兵源而“作州兵”（《左传》僖公十五年），要“州”内的“野人”也服兵役。按照礼法，晋国只能有一军的兵力，晋献公“作二军”（《左传》闵公元年）；晋文公搜于被庐，“作三军”（《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三年后又搜于清原，“作五军”（《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八年后“舍二军”（《左传》文公六年），复三军之数；到了公元前588年则改“作六军”（《左传》成公三年），永为定制。
当时的军队来源，史载甚简，虽难推测，但是其由二军为三军、五军，当是“作州兵”的直接结果。又如，《左传》成公元年，鲁国“作丘甲”，昭公四年郑国“作丘赋”。“丘”，本来也是“野人”居住之区，既不当兵，也不出兵赋，而今鲁、郑两国“丘”中“野人”又出丘甲和丘赋。所以，《谷梁传》说：“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成公元年）。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楚国■掩为司马，于木“使庀赋，数甲兵”，大概也是编“野人”为军的。所以楚王后来说：“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其畏我乎？”（《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前，诸侯的兵力还不大，例如齐桓称霸时不过“革车六百乘”（《国语•齐语》。各本“六”作“八”，据王引之说改），晋、楚城濮之战时，晋“车七百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后来的晋、齐鞍之战，晋军也只出八百乘而已。
几十年后的诸侯列国，几乎都已全国皆兵，可见当时公社农民的军赋负担之重。所以，郑国子产“作丘赋”时，“国人”指责他说：“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左传》昭公四年）。
《论语•雍也篇》：“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无用，山川其舍诸？”我国的井田制度由定期分配变为永久占有之后，公社农民缴纳给国家贡赋，便由“先王制土，籍田以力”（《国语•鲁语下》）即“国”中行彻法、“野”里行助法，逐渐转变以一律行彻法的剥削方式了。
《论语，颜渊篇》云：哀公问于有着曰：“年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里的“二，吾犹不足”的“二”字，何晏《集解》曰：“谓十二而税”，是。
《孟子•告子下》又说：“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孟子以为二十取一过轻，鲁国什取二又过重，足见那时的彻法税率自然较少于什二，其为什一无疑。但是，自春秋中叶各国采取“履亩而税”以来，随着各国奴隶主贵族的日趋奢侈腐化，田税也在不断地增加。
阶级关系的变化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期的政治斗争与兼并战争，加速了公社组织的演变，财富的集中，公社农民的破产和一些贵族的没落，使得当时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