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汉高帝总共有八个儿子，数量不算多也不算少，继承皇位的惠帝除外，剩下的七个儿子的封地都是从异姓王的手中收回的，毕竟"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天下与其放在异姓王手中，还不如交给自家人来的实在。惠帝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他无子，不存在分封问题。孝文帝儿子同样不多，除了王储刘启，需要分封地的只有三个儿子，从中挑出一些封地给他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做的事了。最难的就是景帝了，子嗣众多，需要分封地的就多达十三人怎么做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为难。七国之乱前，景帝想了不少办法，收回那些没有后嗣的诸侯王领地分给儿子们，将刘德、刘彭祖、刘阏、刘馀、刘非、刘发六兄弟分别安置于河间、广川、临江、淮阳、汝南和长沙等地，但其余七子的领地一时无法解决。
《廿二史劄记》中记载："汉所封异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败灭。则知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故除之易易耳。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要是按照先帝的方式给封地，每个诸侯王平均能分到三郡，儿子少了还好说，想景帝这样多子的至少要准备二十一郡才够，当时，中央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中央直接管辖控制的只有十五郡，且不说数量不够，这些郡既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命脉，不能随意乱动，又是皇后、公主的封邑，哪里能够轻易的予人呢？景帝分与不分皆是为难，不给封地吧不能安抚自己的儿子，拿别人的的封地吧，没有正经由头，一味的伸手去要也十分的不妥，思来想去，只能在先帝册封的诸侯王国上动动小心思了。
汉景帝时期的郡国并行
汉朝刚建立的时候，全国上下共有五十九郡光是就占了四十二郡，土地占比非常重了，此外人民的占比同样也不小，光是诸侯国的人口就占了全国人口的65%~70%，达到了八百五十余万之多，由此看来，"削藩"是迟早的事。实行"削藩"策略之前，前封诸侯王国虽然经历了这样或那样的变故，但郡的数量上并不没有大幅度减少，仍还有三十八郡之多，地盘、人口、经济，对中央来说怎么都不占优势。由此看来，景帝看上了这块肥肉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削夺诸侯王领地，不仅仅可以解决燃眉之急的分封问题，又是为以后除去尾大不掉的隐患，看起来像是怎么算都稳赚不赔的买卖。
另外，因为之前分封的诸侯王与新登基的皇帝之间并没有太过密切的关系，对他们下手也不会引发众怒，背上不仁不义的名号。所以不论是为了解决分封土地不足问题，还是为了消除潜在的隐患，"削藩"都是合乎情理的举动。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吴楚七国败北后，景帝其余七子皆得分封，且封国中除短命的临江王外，全部分布在吴楚故境。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景帝诸子的分封与吴楚七国之乱具有较密切的因果关联。
汉景帝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中央与地方本来就存在矛盾，关键是如何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得当，地方不但可以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鼎足，而且完全可以作为国家政治健康发展的制衡和监督力量；反之，则极易招致动荡和内乱。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景帝当时有三种选择:上策秉承文帝之制，继续执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治理模式；中策，坐等前封诸侯王自然淘汰，或等其内部骄奢淫乱之时再一并解决；下策，取晁错强行"削藩"之法，早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接下来分析实行这三种策略都会带来什么后果！
所谓"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项策略是徐徐图之的那种，让诸侯王的子孙后代去分自己父辈的封地，"地尽而止"，子承父业，非常的正大光明，这个措施实行下来，一方面诸侯王国的疆域只会越封越小，另一方面，由于惠泽诸侯王自己的后代，而不是"肥水外流"，从而避免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和对抗。如果景帝照搬此策，也可借机让自己的儿子正大光明地参与"分肥"，而不致引起内讧。
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第二种方案也不失为明智之举。通过自然淘汰的方式，正如景帝初期所做的那样，逐步收回无嗣之诸侯王领地，也可坐收逐步解决封地不足与消除地方隐患的双重功效；或者将"削藩"之策暂时悬置起来，待诸侯国内部糜烂不堪或内讧不已之时，中央再重整河山。但景帝偏偏选择了下策。或许在他看来，第一种方法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二种方式耗费时日，其间是否出现变故尚难预料。
晁错削藩
晁错"削亦反，不削亦反"的论断
此际，晁错向景帝献上"削藩"之策，实际上带来的风险极大，景帝尽管深文周纳，但还是有所顾虑，也要考虑此事的可行程度有多少，于是召集群臣商议，结果顺利通过。除外戚窦婴一人"不识时务"据理抗争外，余皆"莫敢难"。其实这也很容易理解，该政策之所以很快付诸实施，固然主要取决于景帝的现实需求，但也与筹谋者密切相关，群臣几乎一边倒的态度，也至少从表面上显示了该计策的可操作性。
公元前154年，景帝想了各种由头，借淫乱、匿盗、僭制等各种罪名一步步收回封地，先后削夺了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印的六个县，封地是拿到了，与此同时也带了了新的问题——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向中央宣战，与此同时，中央并没有做好和地方撕破脸的准备，最终，晁错这个"出谋划策"的人率先被推了出来，景帝只好先杀晁错，来平息诸侯王的愤怒。这位"削藩"的提出者，没有见到削藩的成功，便最先成为了战乱的牺牲品。
腰斩晁错
从"削藩"策提出之日起时至今日，强行"削藩"是否必要或至少是否适时，一直成为争论的焦点。这实际上涉及到其中一个根本问题，即晁错"削亦反，不削亦反"的论断能否成立？从以上记述中不难发现，当时众臣保持沉默，并非赞同或无异议，只是由于强权压制并有前车之鉴"莫敢难"而已。
即山铸钱
被迫造反的"七国之乱古人讲究"师出有名"，景帝的"削藩"自然就少不了罪名——吴国蓄谋以反，那么，吴王刘濞谋反的可能性有多少呢？我们就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当时汉代国势、吴国自身状况以及战争进程。景帝与晁错给吴王想要谋反贴上了三大罪状：第一个是吴王名人铸铁、晒盐，被视为积聚谋反的财力；第二个是招揽贤才，是不是想为以后的谋反准备人才力量？三是作为臣子，上朝是理所应当的事，但是吴王偏不，长期不上朝，是不是想自立门户对抗中央？
其实稍加考证就可以发现，这些理由都很是牵强。吴国确有的确是铸铁晒盐，但铸铁、煮盐只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并没有错。而且吴国也没有自天下招才纳士，最后一条理由更难以成立。吴王之所以不上朝，是因为他的儿子被在文帝时期被皇太子所杀，文帝为了弥补儿子犯下的错误，便赐几杖并准其免朝。
煮海为盐
翻检各种文献资料，至今没有找到吴王蓄谋以反的可信证据。传统的研究论证多依据景帝、晁错上述臆测性推断。《史记》确有此记载:刘濞受封时，高帝曾当面相告"若壮有反相"，留下此言，仅是对臣子的一种变相告诫而已。再从当时的国势来看，文景之治呈现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国盛民强局面，且历经长期战乱，民心思定，此时举兵反叛不仅有违民意，更难成与中央抗衡之势，胜算极小。
七国之乱
评价
从吴楚仓促发难，且因准备不足仅三个月即败北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七国在"削藩"策出台前既未通谋，也无蓄意。七国之乱前，前封诸侯国有二十二个，然仅有六个应吴而变，且皆因中央强行削藩，触及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并且《史记》、《汉书》均明确记载，刘濞一开始并无造反之意，直到削藩触及了他的根本利益，他才着手策反，而此时胶西内部仍意见不一。
应当承认，汉初郡国并行制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以郡县制取而代之乃大势所趋，正因为如此，加以景帝平叛成功以及受正统史观的影响，后来的研究者多受此蒙蔽，不仅为景帝强行"削藩"叫好，还为晁错鸣冤，并千方百计搜罗吴王蓄意谋反的证据。实事求是乃学术精髓，历史研究更应当尊重史实并应特别注重史境与历史条件。不能因为郡县制代替郡国并行制是历史趋势，就断定"削藩"越早越好。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贯彻于国家历史的始终，如何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是一门高超的政治艺术，这就涉及到如何准确把握一个合适的"度"的问题。如果地方权势过大，尾大不掉，就会出现地方割据、国家分崩离析的局面；如果走向另一极端，对地方上逼得太紧，鱼死网破的局面的出现也不稀奇，这种情况得不偿失，因为不可避免地发生殃及无辜甚至两败俱伤的内耗动乱，对于国家稳定发展来说都是大忌讳。而景帝、晁错之失策即在于急功近利，顾头不顾尾，这是导致七国之乱的本源。
事实上，到景帝初年，七国之中国力最为强盛的要数吴国了，吴王刘濞的感召力和号召力也是一等一的出色，赵、楚、四齐皆庸劣无大志。而刘濞年逾花甲，稍延时日，待濞死，诸侯群龙无首，景帝即可坐收渔翁之利，以静制动，怎么说这是个不费事的办法，但是景帝不听，非要采用这个极端的方式来对付诸侯们，不仅杀了自己的老师，还搞得天下大乱，得不偿失。
此外，七国之乱结束之后，诸侯国的封地该削还是要削的，只不过这么极端的方式则被抛弃，选用的是延续前朝的办法来分化诸侯国削弱地方势力了，这项策略一直持续到武帝时期，这也说明了以强行"削藩"来解决诸侯问题并非明智之举。
参考文献：《旧唐书》、《史记》、《汉书》、《廿二史劄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