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是周代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它起源于西周、鼎盛于春秋、结束于韩赵魏三家分晋，立国600余年，历经38位国君，春秋时期曾称霸中原150余年，创造了璀璨的晋文化。
自古至今，与晋祠有关的历史谜题已成为人们争论的又一焦点，如唐叔虞的始封地在哪里？“剪桐封弟”是否可信？“虞”到底是谁，是周成王的胞弟吗？燮父为何将“唐”改成“晋”？周公是否有篡位或把持朝政？李渊晋阳起兵到底真相是怎样的？圣母殿内供奉的究竟是谁？等等。就让星说旅游带您走进历史的真相，拨开历史迷雾，探寻这些历史谜题。
《史记·晋世家》记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由于史籍记载简略和模糊，致使历代学者对此争论不休，众说纷纭。关于晋国早期都城的所在地，自古至今学界出现了晋阳说、翼城说、鄂（乡宁）说、平阳说、永安（霍）说、永济说、安邑（夏县）说、襄汾说、曲沃九种说法，从研究方法和产生的结论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其中晋阳说和冀城说影响最大。
而晋阳说最早出现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翼城说则出现得比较晚，始见于顾炎武的《日知录》卷三十一。但关于晋国早期都城的所在地，这是一个仅仅依靠文献资料无法解决的问题。
认为叔虞封地在太原晋阳的：主要根据《史记·晋世家》：“唐叔子燮，是为晋侯。”句下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国都城记》云：“燮父徙居晋水傍。”《毛诗谱》云：“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故曰晋侯。”故决定晋国始封地在晋阳。
晓山在《唐叔虞封地问题的讨论》一文提出了新证据三条，证实叔虞确在晋阳。一是禹建都过晋阳，所以晋阳称“夏墟”。禹没在翼城建都过，翼城当然不能成为夏墟。如果唐叔封在翼城，决不会说“封于夏墟”。二是启以夏正，正与政通，因为唐叔是“封于夏墟”，才用夏政去治民。如果唐叔封在翼城，决不会“启以夏正”。三是“疆以戎索”，“索”法也。杜预云：“太原近戎而寒，不在与中国同，故自以戎法。”这就是说唐叔封地，除用夏正外还要以戎法治戎人。翼城距戎颇远，如果唐叔封在翼城，“决不会疆以戎索”。
“晋阳说”是从东汉到清初一千五六百年中像滚雪球一样形成的。在唐代，因李唐发迹于太原，当时文人特别乐意把太原描绘成一个“龙兴之地”，因此到孔颖达博采诸书作了《诗谱正义》后，此说更占上风，尽管它破绽百出，人们还是信之不疑。
1961年6月，山西文物工作者对晋阳古城遗址进行初步勘察，他们认为古晋阳的营建年代大体与文献所记不相上下，绝不能早到西周初年，此外在对今晋祠所谓叔虞家的发掘中，亦不见晋国早期的实物。因此关于叔虞的封地，“晋阳说”难以立足。
认为叔虞封地在晋南翼城的：“周公灭唐，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晋阳在汾水之西，故定唐叔封地在翼城。又有唐人所著《括地志》记故唐城有二，一在“并州晋阳县”，另一在“绛州翼城县”，故引后者为据。清代学者顾炎武研究文献，并亲到山西观察地理，采访民间的铁事传闻，提出“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他认为春秋时期的晋国是从翼城一带扩展开去的，没有远迁七百里由晋阳到曲沃的可能，而翼城一带的遗迹又远较晋阳可信，因此他断然指出唐叔始封在翼城。
“翼城说”通过方志的纂修进一步为其主张提供了不少证据，比如说《诗·唐风·杨之水》中的“从子于鹄”，他们指出即今曲沃的安鹊；豢龙氏扰龙之董泽在今闻喜县西；汾神台骀庙在今曲沃翠金山上；“宣汾洮”之洮水在闻喜等等，解放后考古工作取得的成就也证实了“翼城说”比较可靠。根据目前已有的材料，虽然还不能把晋国的初都指为某某遗址，但是它在翼城一带，则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经过大量的考古调查和研究，于1992年4月到1994年10月在翼城、曲沃两县交界处的天马进行了五次发掘，发现了晋侯墓地，从而揭开了我国晋文化考古的崭新一页。晋侯墓地的考古发掘成果，在1992年和1993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0年10月到2001年1月又进行了第六次发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又被评为“中国20世纪一百项考古大发现”。
共发掘出九组十九座墓葬，其中有晋侯墓九座，晋侯夫人墓十座。考古队和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这九组墓主的年代衔接紧密，应该是世系相次的九代晋侯及其夫人墓葬。崇山南麓的“曲村天马遗址”与晋侯墓地的发现，为晋国早期政治中心、唐与夏墟的传说地理之间建立起了时空关系。也就是说，西周时期晋国的都城应该在这一带。
“曲村天马遗址”与崇山之北的陶寺遗址，虽是位于晋南同一盆地却又各居崇山南北的两处不同时代的遗址，其实存在着内在密切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江涛先生认为，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是晋国兴起的底蕴，所谓“晋封唐地”；“晋”字本义源于陶寺朱书扁壶之“昜”字；由“唐”改“晋”或与“唐献嘉禾”有关，而嘉禾与自陶寺社会以来重视农业生产不无关系；晋侯墓地有着一定的“陶寺文化”印记或言“遗产传统”。种种迹象表明，一山两地其实存在着内在“剪不断”的历史文化渊源。
关于西周时期的丧葬制度，在“三礼”中有明确的记述。《周礼》中就明确记载了墓葬制度中有“公墓”和“邦墓”之分，在“曲村天马遗址”范围内发现的晋国公墓区和邦墓区就是这一记载的真实反映。周天子的陵墓至今没有明确发现，诸侯国一级的国君墓葬中,晋侯墓地是迄今发现的比较完整的、经过科学发掘的唯一一处西周诸侯国墓地，为西周时期高级贵族的丧葬制度、确定多种器物的用途和期别、探讨晋国历史等提供了空前丰富的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公元前585年，晋景公迁都于新田（今山西侯马市），又称新绛，以后未再迁，新田乃晋国晚期都城无疑。那么叔虞之都及春秋初年至景公时期的都城又在何处，翼和故绛是否在一地，因为考古资料的缺乏，学者对此各执一词。
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会给研究带来许多新的突破，从而改变人们以往的一些看法，同样，由于考古材料的不足，使人们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还不能找到确凿的依据，关于晋国春秋初期都城的研究还有待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拓展。
国都的迁徙，既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原因，也有纯粹的地理因素。在不同的时期，由于形势的不同，可能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因素就显得比较突出，而其他方面的原因则隐而不显。根据晋国的情况，早期迁都可能地理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后期迁都，则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笔者认为，晋国的初都“翼城”的可能最大，不知道您又有怎样的想法呢？评论区告诉我吧！关注我下期让我们去探索“虞”到底是谁，是周成王的胞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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