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87年，魏武侯和吴起一起乘船顺黄河而下。魏武侯在中游对吴起说：“稳固的山河是魏国的至宝啊！”
吴起则接过话茬回答说：“国宝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地势险要。”接着吴起列举了古代三苗氏部落、夏桀、商纣等例子，他们都有险固的地形，但因不修德政而分别被大禹、商汤、周武给灭了。吴起最终得出结论，国宝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地势险要。魏武侯听罢说道：“对。”
在德不在险这句话中国历史中发挥了怎样的影响力？“德”和“险”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在德不在险，以及它的变体
在中国历史上，长久以来，“德”都占据着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不仅压倒山河天险，还会压倒一切。所以我们会在各种古书里反复看到“在德不在险”的各种变体。
比如《史记》里边，楚庄王打听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看出他的野心，回答说：“在德不在鼎。”
再比如东汉王充的《论衡》，有一章批判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鬼神迷信，结论只有一句话：“在德不在祀。”意思是说，想靠祭祀鬼神来消灾求福毫无作用，只有好好修德才是正途。
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在德不在瑞”，说祥瑞没多大意义，修德才是第一位的。（《北史·周本纪下》）甚至“在德不在星”，说占星术在“德”的面前毫无意义。（《扬子法言·五百》）
《盐铁论》里德与险的大争辩
在所有这些说法里，最能够把西河对话的精神发扬光大的，是《盐铁论》的第50章，题目叫作“险固”，特别值得一提。
《盐铁论》，可以说是一部会议纪要。那是汉武帝时代，经济学家桑弘羊大搞改革，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问题是，怎么才能实现增收呢？最主要的办法，一是盐、铁、酒实行国家专卖，禁止私营，依靠垄断榨取财富，二是给民间经济加税，反正民间经济实体在皇权面前毫无议价权，只能任人宰割。
在支持者看来，这是富国强兵之道；而在反对者看来，这就是与民争利，结局注定会是“财聚则民散”。
等到汉武帝驾崩，汉昭帝继位，还要不要继续执行桑弘羊的改革政策，正反双方已经搞得剑拔弩张、不可开交了。
于是，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京城长安，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让两派进行一场充分的大辩论，希望真理可以越辩越明。改革派以桑弘羊为首，保守派是一群儒家知识分子，双方激烈辩论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几十个主题，火药味十足。
到了汉宣帝时代，桓宽整理档案，总结盐铁会议的会议纪要，写成名著《盐铁论》。但桓宽本人是儒家出身，做不到不偏不倚，明显在帮保守派拉偏架。
但保守派似乎并不缺乏常识，大张旗鼓开始反驳，讲出了一大段和西河对话高度一致的内容。
先是拿秦朝的灭亡作为历史教训，认为金城汤池也好，兵强马壮也好，都没多大用处，也就是说，修缮院墙真的没用，如果真想防备敌人，就应该以正义为险阻，以道德为堡垒，国家有贤人就相当于拥有重兵，有圣人就相当于有了守备，任谁也打不进来。
桑弘羊不服气，继续辩解说：自古以来，建立国家必须依傍山河险阻，占据天时地利，还要建城墙，挖壕沟，等等等等。
保守派对此不屑一顾，反驳说：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看人家周朝建国，靠的就不是地利，而是人和。再看那些徒然倚仗地利的国家，一个个都灭亡了，都是反面教材，历史教训。
桑弘羊这一方也会引述儒家经典，马上搬出《易经》的名言：“重门击柝，以待暴客”，说的不就是加强城防，以备坏人入侵吗？
但是，保守派为了捍卫立场，这回连《易经》的话都敢反驳了，说诸侯有城防建设，就像平民百姓有爵位和俸禄一样，都是从战国时代才兴起的新鲜事，是乱世的征兆，而不是太平盛世的景象。
结语：德与险是互补的关系
其实只要心平气和地看问题，很容易发现双方都因为胜负心太重，所以分别走上了两个极端。
按照儒家孟子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三个条件看，德对应着就是人和，险则对应是地利。
在国家安全方面，地利与人和并不矛盾，这两者完全应该是互补的关系。地利所要应对的是国家的敌人，这个敌人不管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真正发生战争时，地利是可以发挥关键作用的。人和，反应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人心向背的问题。不管人心多么齐、多么同仇敌忾，但是最终落实到保家卫国的具体战争上时，地利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有了人和，再占据地利，往往打胜仗的概率要高出许多。最终的胜利就是由这一场场凝聚人心和地利的具体胜利构成的。
人和与地利，德与险，就这样形成互相补充的关系，相辅相成，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直到宋朝，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还在与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争论“在德不在险”这个问题。这是关涉利益的意气之争，当然得不出理性的结论。北宋最终吃了迂腐文官的亏，在亡国中平息了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