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大将严尤说在对付匈奴的问题上，“周朝得中策、汉朝得下策、秦朝无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从古至今的职场中，最棘手而且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莫过于指出领导的错误。假如直说，很容易损害领导的威严，不仅达不成目的，还会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但若太过于拐弯抹角，则很有可能会让对方听不懂，起不了效果。因此，高明的部下，经常会选择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有时甚至不得不有偏向性地扭曲事实。
新朝的严尤就是这样，为了劝阻王莽对匈奴用兵的错误决定，他一口气把周、秦、汉三个朝代的对匈奴政策“数落”了个遍。这种看似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行为，实际上是用心良苦。
先搞明白王莽为啥会对匈奴用兵。这一决策，确实是毫无必要的重大的错误。
自汉武帝时期起，西汉王朝与匈奴进行了断断续续长达百年的战争，终于击垮了对方。甘露三年（前51年），南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亲自赶往长安向汉宣帝俯首称臣；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调集各附属国兵马远征康居，诛杀北匈奴郅支单于。至此，西汉取得了汉匈战争的彻底胜利。
其后，在“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霸气宣言的威慑下，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都处于汉王朝的控制之下，呼韩邪及其后裔一直对中原毕恭毕敬，甚至连王莽篡汉时也毫无改变。
王莽
王莽篡汉在后世颇招非议，但这一结果的出现其实是刘氏皇室自己造成的。
自汉元帝起，西汉政治逐渐崩坏、外戚参政成风，统治者“各从其欲，欲所无穷”；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卖身为奴，导致财富向地主豪强手里集中，朝廷及民间都困顿不堪、动荡四起，史称“国家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王莽被他所代表的儒生阶层推上了统治中心。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9年1月15日），他正式改国号、建立新朝，随后立即着手开启了自己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即所谓的“王莽改制”。
王莽的许多改革政策带有现代观念的影子，比如实行耕地国有制、禁止买卖，废除奴隶制（当时百姓卖身为奴成风），征收工商业所得税等等。
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在那个时代并不稀奇，早在汉武帝时期，为了打击地方豪强，西汉朝廷就采取了强制豪强地主迁徙、施行盐铁专卖等政策；而王莽推行的井田、均输、解放奴婢等措施，其实是对汉武帝政策的继承，本质是为了打击豪族地主阶层，避免破产农民大量被地主阶级控制，使朝廷的赋役人口无限制地减少。
为了让自己的改革更具合法性，王莽的思路是“托古改制”，即利用人们对西汉统治者的失望、举起恢复周王朝礼制的旗号，以“上古圣制”的外衣来争取各阶层的支持。
王莽
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王莽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度推崇古制，而忽视了现实社会的客观情况，并且行动过于简单粗暴，丝毫不讲究策略。比如他无视现实规律，强行推行均田制，激起了地主阶层的集体反对；强行废除五铢钱，导致经济混乱。
如果说上述经济政策的失败顶多是有心无力的话，那他在制度方面的一些新想法则堪称让人莫名其妙，比如这一点：降低爵位。
称帝之初，王莽即下令：“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
王莽在这里提到的古制，指的是先秦时期周王朝的爵位制度——分为王、公、侯、伯、子、男六级。其中，“王”特指周天子，大的诸侯国首领则称“公”，比如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晋文公等等。等级分明、不可僭越，这就是周礼所推崇的“礼制”。
当然了，在春秋时期，那些与周王室关系疏远的蛮夷君长就干过僭越的行为，比如“南蛮”楚国一早就自封为王，这也让中原诸侯国颇为气愤；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礼崩乐坏已成定局，几乎所有的诸侯都自称“王”。而随着秦始皇发明了“皇帝”这一称号，“王”更是泛滥成灾，西汉的宗室子弟大都封王，乃至归顺中原的周边少数民族首领，也被加封了这一曾经无比尊贵的爵位。
王莽
回到王莽这里来。他的诏令颁布后，大量使者赶到各地收缴原汉朝的印信、下发新朝的印玺，匈奴、高句丽等各附属政权也在其中、
胳膊扭不过大腿，对于这一决定，刘氏宗室毫无脾气，到了下一年，“汉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绶为民，无违命者”，一共有32人被从王降为“公”，181个侯被降为“子”，后来直接被免为平民。
而在那些周边附属政权这里，遇到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王莽的使者前往东北的高句丽、夫余，往西南抵达句町，往西北走遍西域，把各国的王都降为侯爵，并更换新的印信。
在匈奴这边，使者王骏等人抵达王庭后，说明了新朝“顺应天命”取代汉朝的情况，并要求更换印信。以前汉朝发给单于的印信写的是“匈奴单于玺”，而王莽下发的则是“新匈奴单于章”，君王专用的“玺”改为寻常人都能使用的“章”，并且还特地加上了新朝的字眼，想用这种方式来贬低匈奴单于的等级、将其纳为新朝直属的下级。
出于对中原的信任，匈奴单于当时并没有检查印信，并且热情地设下酒宴隆重招待。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了问题，于是派人前来索要旧印，但它已经被王骏等人故意砸坏。单于无奈，只好派人上书新朝，请求把印信改回原来的字样。
新朝形势图
在政治层面玩弄这种小动作，显然是不妥的；更可况此前王莽已经让人挑拨乌桓与匈奴的关系。匈奴单于越寻思越愤恨，于是开始在朔方边塞外布置军队；王莽得知，则策划从西域出兵。匈奴则也不甘示弱，利用西域在此时的动荡强势进军，中原西域都护的一些官员也投靠了匈奴。一时间，新朝的西、北暗流涌动、危机四起。
对此，王莽则自恃强盛，采取了纯高压手段。同年12月，他派出十二位将领、下令征召三十万士兵，分兵十路出击匈奴。仗还没打，他就提前把匈奴国土分成了十五块，物色了呼韩邪单于的15个子孙全都立为单于。
在其他方向，同样战火纷飞。在西南方，句町王因为拒绝降级，被王莽设计擒杀，于是句町人愤而起兵造反；在东北面，高句丽王接受了降级的命令；但随后王莽下令征调他们出兵进攻匈奴，高句丽人当然不干，大量百姓外逃，甚至在沿途杀人、抢劫。王莽归罪于高句丽侯高驺，并设计将其诱杀，引起了对方的大规模反叛。
始建国三年（11年）初，匈奴不断派出骑兵袭扰、掠夺新朝的北部边镇，而朝廷的将军们鉴于大军集结未完毕、不敢轻易出击，于是数以十万计的将士就这么耗在当地。
大将严尤在此时上书，表达了对这一状况的忧虑，思路如下：“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猃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今天下遭阳九之厄，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釜鍑薪炭，重不可胜，食糒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忧之。今既发兵，宜纵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击，且以创艾胡虏。”
因此，严尤请求率精兵以雷霆万钧突入匈奴境内，给对方一个重创。
站在后世来看，汉武帝、秦始皇出击匈奴，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所以单纯看“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这句话，严尤对秦、汉的对匈奴政策进行贬斥，自然显得有失公允。但结合当时新朝的大环境来看，他的这一番论述显然带有明确的目的性：
新朝初创，西汉末年遗留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让人头疼不已；新政刚刚施行，被针对的地主豪强阶层正满怀愤懑地激烈反对；在天灾肆虐之下，老百姓苦不堪言、流离失所。目前王莽最需要的，正是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以整顿秩序、休养生息、恢复国力。而如今，西南、东北都起了动乱，如果与弓马娴熟、精于骑射的强悍匈奴爆发全面冲突，后果是不可估量的。
可惜的是，决心立威的王莽拒绝了这一建议，继续不顾后果地往边境加派战士、粮草，结果毫无意外：人们不堪其扰，大量壮丁逃窜山泽、沦为贼寇；当时正值天灾、饥荒盛行，朝廷却加重征调军粮，加上官员从中盘剥，老百姓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数人饿死沟壑，甚至上演了人相食的惨剧；北伐匈奴的大军始终没有找到出击的机会，海量的后勤消耗供给不足，不少军人沦为流寇祸害边境百姓；西南方面，大部分平叛军人死于瘟疫，但还是未能平定句町。朝廷加大筹集军饷，以至于向来富庶的蜀地都被掏空。
绿林、赤眉起义示意图
最终，王莽的失败军事政策，让西汉末期本就严重的流民现象愈发恶化，不仅规模更大，性质上也从求食转向了作乱，流民终于变成了流贼，形成了绿林、赤眉这两股推翻新朝的大军。
更戏剧的是，在王莽的操作下，民间原本盛行的厌汉思想消失殆尽，出于对当下混乱局面的厌恶、恐惧，他们转而思念汉朝。在这种大环境下，举起反新大旗的刘氏宗室得到了大量地方豪强的支持，墙倒众人推的大势下，王莽的政权迅速迎来了崩溃。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很多王朝的覆灭都是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对外战争往往是导火索。除了王莽外，后来的隋朝也是如此。这一历史规律值得人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