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光六年（前129年），汉武帝以卫青为车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对匈奴主动发起进攻，到了元狩四年（前119年）时，汉军放弃武力征服而转向招抚与并用，及至征和四年（前89年），汉武帝下《轮台诏》否决桑弘羊在轮台屯田的请求，这算是放弃了对匈奴的主动进攻而结束了汉匈之战。
所以说，汉武帝对匈奴的主动进攻持续了40年，且也并非是一直以武力征服为主，其中还并用招抚分化之策。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汉武帝一直持续打击匈奴的呢？
首先，汉武帝初年是沿袭对匈奴的和亲政策的，但不久之后转为武力征服，他自己的性格和偏好发挥了很大作用。汉景帝驾崩得早，汉武帝登基的时候15岁，国事受到太皇太后窦氏的监控。汉武帝只能韬光养晦，等到自己掌握权力。其锐意进取，图谋思变。建元六年（前135年）窦氏崩逝后，汉武帝真正执掌帝国的权力，他的这种个性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急剧增大。
汉初施行“无为之治”，信奉黄老之学，然而汉武帝崇尚有为，所以没多久在他的授意下国内主流文化开始由崇黄老而向尚儒学转变。汉武帝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壮志雄心，而开疆扩土，打败视野之内的所有敌人，无疑是这类领导者们的首选。匈奴是汉朝最大的威胁，常年需要以和亲的方式才能换来暂时的和平，这对于性格强势的汉武帝而言，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其次，秦汉社会风俗中十分盛行复仇心理。儒学在秦汉之时，主要有两个派别，一则公羊学，一则谷梁传。这两派到了汉武帝尚儒学时，最终公羊胜过了谷梁，成为了汉王朝的官学，算是天下舆论的代表。而公羊学的理论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思想，其一是“夷夏之辩”，其二则主张“大复仇”。
刘彻
汉武帝本人也在太初四年（前101年）的诏书中表述了这种“复仇心理”，认为“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无论这是不是汉武帝内心的真实想法，但他能这么公开表态，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当时社会中复仇心里的盛行。
尽管汉廷中不乏反对的声音，但因为汉武帝个人的态度使得政治风向转变，主战派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他们在朝堂上的声音反过来加强了汉武帝的信心。
再次，国内经济的充足准备。打仗打的是钱粮，是经济。既然要打一场复仇之战，自然是除恶务尽。支撑汉武帝对匈作战40年的，除了汉武帝个人政治夙愿，汉时复仇心理，更重要的则是汉朝的经济。倘若汉朝的经济只能支撑对匈作战10年，那么自然汉武帝也不可能再坚持下去。
据《史记·平准书》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凛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贵朽而不可校。”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国力强盛，财力空前充足，人口相较于汉初也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人民安居，政治局面较为稳定。汉朝已经具备了反击匈奴的实力。
最后，匈奴属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游牧帝国，汉朝对匈奴的政权组织模式没有足够的经验。游牧经济较为单一，十分依赖农耕经济，但游牧生活的艰苦又使得草原民族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强大军事实力的保障上，草原帝国与农业帝国之间的战争难以避免。
汉匈战争形势图
相较于农业国家之间的对决，夺其城占其地一步一步蚕食就能完成征服，毕竟农业生产需要土地，人民离不开土地。但对于草原帝国而言，他们的生产方式受制于自然条件，逐水草肥美而居，并不会在一个地方长期定居，由此也使得他们可以在战争中行踪飘忽，也并不会因为失败而彻底臣服于农业帝国。
所以这场战争持续了40年，汉军需要确定匈奴的踪迹，制定行军路线，准备后勤供给，最终发动，这些都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出征之后，往往又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打赢了，匈奴人也跑了，如此又需要重新找这些家伙的踪迹。由此一来，自然没完没了，始终不能一战而彻底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汉匈之间的战争是难以避免的，这是两种经济模式的必然冲突所决定的，同时汉匈之战，并没有随着汉武帝下《轮台诏》而结束，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