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不仅是一位颇具经营头脑的巨商大贾，更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与思想家。
但他终究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其中既有吕不韦自身的原因，也有时代与国情的原因。
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对后世的启示非常深刻。
首先，吕不韦对政治投机背后潜在的危险性估计不足。从政与经商是两个概念，二者各有规则，理念相去甚远，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简单嫁接。
吕不韦谙熟经商之道，通过经商方式走上经国之路，实现了他最初的愿望，从这方面来说他的人生是成功的。
虽然他执政后曾为秦国的发展与统一作出了突出性贡献，但从政治角度而言，他并非一个成熟的政客。
吕不韦执政秦国的13年间，正值秦统一六国的关键期。皇权与相权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摩擦，吕不韦的功高震主与大权独揽对即将亲临朝政的秦王政来说是个极大威胁。
随着秦王政的日渐长大成人，他势必要独自掌权，而秦国大权却一直操控在吕不韦手中。当君臣意志发生冲突时，身为臣子者必定要成为牺牲品。
皇权与相权之争爆发之时就是吕不韦的厄运到来之日。而身处相位的吕不韦却未觉察到这一点。
其次，吕不韦没有做到功成身退，见好就收。政治投机本来就是一种危险行为，秦王政君主专制的加强与其本人性格的残暴无道更增加了吕不韦政治命运的变数。
关于秦王政的为人，时人尉缭曾作过十分中肯的评价，言其“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轻食人”“不可与久游”。
与其共事多年的吕不韦对此不是没有深刻的了解。身处相位的吕不韦无论地位多么显赫，都只能是皇权专制政体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吕不韦不但没有及时意识到功成身退、见好就收就是最好的脱身之计，而且他对权力的贪恋已到了接近疯狂与无法自拔的地步。
作为暴君的秦王政为达到加强中央集权之目的，必定要扫除他政途上的一切障碍，吕不韦集团势力即在此列。
对秦王政而言，清算吕不韦只是时间问题，而吕不韦私通赵姬与嫪毐叛乱事件的暴露恰好给秦王政铲除吕不韦势力找到了借口与契机。
因此，吕不韦的悲剧最终不可避免。
综观上述，吕不韦的人生悲剧恰是他“奇货可居”政治风险投资所结出的苦果，正是这个苦果，使他成为封建专制政体下“人治”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