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晚年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那非巫蛊之祸莫属。这个案件将大量的朝廷重臣和皇亲权贵卷入其中，引发了太子刘据举兵反叛的乱局，给整个西汉朝廷带来了重创。这个案子是从丞相公孙贺父子卷入巫蛊案件开始的，然后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下席卷了整个朝廷，引发了长安内乱。然而事后刘彻承认，公孙贺父子与巫蛊案件并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在这种查无实据的情况下，刘彻仍然将公孙贺父子下狱，最终使其死于狱中，也牵连了大量的皇亲国戚和朝廷重臣。因此，有人对刘彻这种处理方式感到非常的不解。
公孙贺父子在当时的地位和身份并不简单，可以说既是卫霍外戚集团的代表，也是太子党的话事人，在朝廷中拥有第一无二的地位。公孙贺是刘彻的宠臣，从刘彻即位开始便受到了重用。刘彻册封卫子夫为夫人时，便将卫子夫的长姐卫君孺嫁给了公孙贺，在提拔卫家的同时也加深了公孙家与皇帝的联系。在卫青和霍去病去世后，公孙贺成为卫霍外戚集团在朝廷中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出任了丞相后，他更是太子刘据在朝廷中最为坚定的支持者。当时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也出任了九卿之一的太仆，父子俩同列三公九卿在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
然而就是这么一对深受刘彻重视的父子，却在卷入了巫蛊案后被双双下狱处死，让人感到非常的遗憾。很多人解释巫蛊之祸这个大案，一定会从刘彻晚年猜忌朝臣，因而造成人人自危的背景进行考虑。似乎只要沾到了有关巫蛊之祸的任何消息，相关人员就会受到刘彻的严厉处置。很多人认为是公孙贺父子权力太大而被刘彻猜忌，这才遭到了朝廷中反对派的攻讦。反对派利用巫蛊案推波助澜，而刘彻又最痛恨巫蛊事件，所以才毫不留情地将父子俩处死。这也拉开了巫蛊之祸的序幕，使西汉朝廷的政治斗争失控，而引发内乱。
由于史料记载刘彻在巫蛊之祸后总结过事情发生的原委，确定了公孙贺父子并没有实质性地进行巫蛊祈祷的行为，所以很多人将猜忌之说作为案件发生的重要内因。这种说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得到学者们的认可，将其作为刘彻大开杀戒的理由。虽然这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真正用史实来推测却觉得非常牵强。要说猜忌，每个皇帝都多多少少会有的。因为猜忌就掀起大规模内斗，不惜死几万人也要将对方灭掉，这似乎有些太过疯狂了。如果只是猜忌公孙贺父子，那刘彻又为何在他们死后还让江充继续调查巫蛊案，最终将太子刘据卷入其中？
所以说从史实来看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仅靠猜忌两个字并不能解释公孙贺父子卷入巫蛊案的原因。结合两汉的史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个案子并不是表面上的简单，而是有着很深层次的原因。刘彻如此操作也不只是冲着公孙贺父子去的，而是有着更为重大的图谋。
实际上在刘彻当政的中后期，西汉朝廷并不是波澜不惊的，而是陷入了暗潮汹涌的乱局。由于刘彻多年来力推扩张领土，和匈奴、南越等边疆少数民族打仗，这给国内带来了极大的负担。虽然国家的领土被大量的扩展，但是在朝廷中却引发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和矛盾。
在当时朝廷的矛盾中，太子刘据是处于核心矛盾的焦点。由于刘据自小是在刘彻安排的儒家官员的教育中长大的，养成了宅心仁厚的性格，所以对父亲穷兵黩武的行为非常不满，父子俩常常因此而发生争吵。卫青和霍去病在世时还能进行劝说，当卫霍二人去世后，父子俩的矛盾就急剧增加了。于是围绕刘据反对战争的态度，在朝廷中形成了太子党和反太子联盟。太子党以卫霍外戚集团为核心，并拉拢了大量的儒家学者和官员，成为西汉朝廷的主导力量。反太子联盟以刘彻重用的法家官僚为主，还包括李广利的军事集团。
这两派的矛盾极深，逐渐出现了不死不休的斗争态势。这其中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官员对法家官员不满，因此对刘彻采取法家的治国策略表达出抵制态度。而法家官员知道刘据即位后必然将他们逐出朝廷，所以各种构陷刘据，想要把他从储君的位置上拉下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太子党的势力太大，可以说遍布朝野，就连刘彻的后宫都帮着刘据说话。而后宫又是皇后卫子夫掌管的，刘据作为卫子夫长子，自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于是出现了卫霍外戚集团权倾朝野的趋势，这让刘彻非常不安心，甚至开始猜忌刘据。
出现这种情况固然有儒家和法家矛盾的外因，而刘彻个人经历的内因却也有更大的影响。刘彻从即位开始便遭到了外戚集团的围攻，一度被窦太后架空皇权，所以他对外戚集团是非常警惕的。刘据与外戚集团的利益纠葛过深，这就让刘彻非常不放心，甚至担心刘据利用外戚集团将其架空。公孙贺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夫，又是朝廷的丞相，这身份和地位几乎摆明了卫霍外戚集团统治朝廷的割据。为此刘彻扶持了李广利军事集团进行对抗，有扶持了江充等法家官员监督掣肘，目的就是避免朝廷大权被太子党和卫霍外戚集团独霸。
从史书上记载的公孙贺父子卷入巫蛊案的过程，以及刘彻前后矛盾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已经不能忍受太子党独大的割据了。他对公孙贺父子的处置不但是要将朝廷大权重新收回，更是要一举废掉太子刘据。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在刘彻的指使下，江充等人炮制了巫蛊案，将矛头对准的公孙贺父子。
当时公孙贺为丞相，公孙敬声为太仆，太子党在朝廷的声望如日中天。再加上刘彻长期在外巡游，刘据经常代理国政，皇后卫子夫管理后宫，这样的局势对太子党非常有利。但是很快爆出了弊案，是公孙敬声挪用了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这可是罕见的巨资，于是他被逮捕入狱。
为了给儿子赎罪，公孙贺请求亲自处理朱安世的案子，以逮捕朱安世来给公孙敬声脱罪。这个案子本是小案，朱安世也不是大人物，而是个跑江湖的，人称阳陵大侠，是“以武犯禁”的罪名被刘彻下诏抓捕的。朱安世很快被公孙贺下狱，但他在狱中却供出了公孙敬声和阳石公主私通，并指使巫师在祭祀时诅咒皇帝，还在皇帝去甘泉宫在驰道上埋偶人诅咒。于是这个案子就闹大了，不只是贪腐案，这变成了皇室丑闻和巫蛊案。然后公孙贺父子被抓入狱中，然后双双死于狱中，卫青之子卫伉及卫长公主之子曹宗亦被连坐处死。
这个案子其实疑点很多，一看就不是简单的案子。除了公孙贺父子身上没有明显证据外，朱安世身上的疑点更明显。朱安世一个混社会的，怎么会知道皇亲国戚之间的事情？公孙敬声和阳石公主都不小人物，他们的私通肯定是非常隐秘的，怎么会传到社会上去？朱安世不但知道了，而且连细节，包括巫蛊事件的细节都犹如现场目击证人，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关键是朱安世不但扯出了阳石公主，还扯出了卫青之子卫伉和卫长公主之子曹宗，这就更不可思议了。朱安世只是个社会小人物，怎么会与这些权贵结交上？
如果是正常查案，肯定会找公孙贺父子的实证，并把上述疑点一一排除才能定案。这种涉及到丞相和外戚集团的大案，也绝不会让涉案者轻易地死于狱中。然而这些事情都没有做，公孙贺父子就被下狱，然后就莫名其妙地死于狱中，这就太蹊跷了。事后回顾此案，就连刘彻自己都承认没有找到任何实际与公孙贺父子有关的证据。可以说这个案子就是江充等人造出的假案，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太子刘据的党羽和外戚集团。朱安世的各种说辞，都是办案的江充等人制造出来的，否则那么个小人物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皇亲国戚的关系。
很明显，江充制造这个案子不只是为了无线公孙贺父子，更是冲着刘据去的。只要公孙贺父子为了脱罪攀诬上了刘据，他就能把罪责做到最大化，给刘彻废太子制造证据。但废太子这种大事却不是江充这种官吏能操作的，这不但涉及到朝廷和国本，也与法家和儒家两个派系斗争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后台暗示或首肯，他做这个事情不但风险巨大，而是十有八九会被当作牺牲品。从当时的政治格局来看，朝廷中没有大臣能支撑这个阴谋，除非刘彻亲自设计这个阴谋。从刘彻后来反复无常和矛盾重重的行为上推测，他就是江充的幕后黑手。
比如公孙贺父子是因巫蛊案死于狱中的，但刘彻在提拔刘屈氂接替公孙贺的丞相时并没有提到巫蛊案，而是给公孙贺扣上了别的罪名。这些罪名包括“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和“以边为援，使内郡自省作车，又令耕者自转，以困农烦扰畜者，重马伤枆，武备衰减；下吏妄赋，百姓流亡；又诈为诏书，以奸传朱安世”。尤其是关于朱安世的案子，明明是刘彻自己下诏的，他却谎称公孙贺矫诏，这就非常无耻了。由此可见，刘彻为了除掉刘据是不择手段的，连皇帝的脸皮都不要了。
刘彻是雄才大略的皇帝，不可能不知道办案讲究证据，更不可能被江充这种小人牵着鼻子走。他不但没有拿到公孙贺父子的证据，甚至自己在下诏时都矛盾重重，可见他对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是非常清楚的。他打算利用这个案子将刘据废掉，自然不会在意证据之类的事情。因为根本没有证据，所以他也就不好写到诏书上，干脆就在诏书上胡说八道，用谎言掩盖真相。可以说刘彻为了合法地将刘据废掉，又不引发朝廷儒家大臣的群体抵制，可谓是费尽心机。但公孙贺的强硬让他的手段没有得逞，于是他变本加厉，所以才有了刘据反叛事件。
公孙贺父子卷入巫蛊案也拉开了巫蛊之祸的序幕，开始了刘彻执政时期最大的国内动乱。这个案子体现出了刘彻作为皇帝的冷酷无情，在皇权斗争之中完全没有了父子和夫妻之间的亲情。他把人类的兽性体现得淋漓尽致，表现出了丛林中那种弱肉强食的残酷情景。为了从儿子手中夺回朝廷的的控制权，他无所不用其极，将道德和亲情抛在一旁，作出不少令人齿冷的事情。这种残忍的政治斗争，将整个西汉朝廷的高层都卷入其中，也给西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在经过刘彻的穷兵黩武后，国家本就陷入了衰败中。再经过这次动乱，西汉国力一落千丈，断崖式的下跌，老百姓的生活就更加困苦了。
